1912年：标杆的一年
　　
　　无论谁写历史都不能越过1912年。

　　按照书上的说法，明朝中后期江南出现了市场经济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时间上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差不太多。江南成为市场经济的萌芽地原因至少有三点。首先，江南一带交通运输发达，长江、大运河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铁路干线；其次，江南的城市管理比较宽松。扬州一带的江南城市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富裕，而是自由；第三，江南一带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向来发达。看一下西方资本主制度的发源地意大利，会更容易理解这几点。当年的意大利海运便捷，工场手工业发达，城市自治（城邦），意大利的衰落和新航路的开辟导致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有密切关系。市场经济萌芽需要特定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经济萌芽并没有长大。市场经济是有规则的游戏，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缺乏这种环境，甚至政府本身就不按照规则出牌。中国人尝试了各种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包括洋务运动在内，都失败了。如果说留下了什么，也就是留下了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工厂、设备、技术人员等。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前后不过几十年，但结果迥然不同，各种偶然因素不算，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制度到商业的革命，戊戌变法遇到的阻力恰恰是旧制度。1912年封建帝制的结束才算给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去掉了最后的枷锁。
　　
　　1922年：一次改变历史的尝试
　　
　　军阀混战的年代。1920年代中国经济有两个条件得天独厚的：一是军阀混战过后旧制度打得稀里哗啦，形成了制度真空，就像过了火的原始森林，新树种才有可能长成大树；二是经过一战的洗礼，西方列强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让开了空间。市场经济发展未必需要多少人为的条件，其实只要少管一些，它自己就会找到出路。20年代，特别是老蒋统一中国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史称黄金时代。
　　军阀陈炯明提出了联省自治的制度，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联邦制国家。老蒋很快就用枪杆子告诉军阀这是幻想。联邦制是很好的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没有选择，不代表这种制度没有优点。
　　1922年，苏联成立，改变了世界现代史格局。政治上这是后来冷战格局的历史前提，经济上苏联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制度–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人为模拟市场经济规律。搞不搞计划经济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前提：人能不能认识人类活动的规律？如果认为能，就搞计划经济，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实现最优产出。如果认为不能，就把这个规律交给市场。人是善与恶的综合体，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局限。人对自身的认识就像用镜子照镜子一样，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1932年：西方不亮东方亮
　　1932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跌倒谷底，前途一片黑暗，中国经济却在增长（今天看来似曾相识）。30年代的中国银行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经济在增长，投资在增长，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已经有模有样。30年代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国外普遍实行金本位制。经济危机到来，银价下跌，效果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贬值。大家都知道本币贬值有利于增加出口，振兴经济。
　　1932年中国的经济思想有两个：一个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个是苏联经济模式理论。
　　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是否繁荣，可以从一个侧面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时代出了多少大人物。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和世界的联系是紧密的，一个个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出现，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天空。他们的成就和知名度今天的后人在很多方面仍不能及。马寅初、胡适、鲁迅、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朱志清……这个名单要多长有多长。
　　30年代日本侵略打断了我们发展进程，否则今天的中国经济可能要好得多。
　　
　　1942年：黎明前的黑暗
　　苏联被德国打得头晕眼花，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日本人灭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如果苏联人挺不住了，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学德语。
　　国内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老蒋用有限的家底和日本人周旋，虽然非议不少，但起码有人在牵头和日本人作战，起码我们的国旗还没倒，起码我们还在战斗。
　　战时经济人民流离失所，没什么可说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这些东西是后来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1952年：红玫瑰与白玫瑰
　　1952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就是私有资本的国有化。站在这个起点上，当时人们雄心勃勃地搞起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此在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历史没有假设，也许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就是中国人面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无论选了哪个，都觉得另一个更好。但考虑到40年后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还是太多。就像生活一段后最终选择离婚，很难说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哈耶克说，计划经济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听着吓人，其实没什么不对。饭碗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人很难有尊严。
　　
　　1962年：天灾人祸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这事儿没有不记忆犹新的，小时候看到我挑剔饮食，父母就会说：这要是赶上60年挨饿……那表情就像用日本鬼子吓唬哭闹的孩子。用刘少奇的话讲，那场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的挫折往往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出现，人生的转机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那场饥荒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的经济路线。过去的功过已有定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的短缺经济和政策不当是这次饥荒的根本原因。
　　1962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思路，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他的路线也就不用多说。

　　1972年：透过门缝看世界
　　1972年，林彪折戟沉沙已过一年。高层地震，有很多深意，这里不便分析。这一年我的同龄人来到这个世界。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政策就像扭秧歌，忽左忽右。凡事摇摆不定的事，通常反应一种可能：做决策的人心里根本没谱儿。他在搞实验。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经济的老师——苏联也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和美国终于握手言和，中国人在20年后终于开始透过门缝观察外面的世界。
　　1979年，邓小平访美，带回来一大批科技项目。美国人说，只有项目没有管理没有用。于是美国又给中国增加了管理培训项目。这个管理培训项目就是后来中国MBA教育的雏形。
　　
　　1982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2年，农业回到了1962年的路线，农民终于吃饱饭了。商品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词。“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这个说法让今天的年轻人会很感到头晕，其实那时代的人听到后晕得更厉害——商品原来只有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和万恶的旧社会才有。
　　电视开始进入家庭，改变了中国人娱乐的方式。
　　80年代，其实是中国思想很前卫的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在那个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最有历史使命感。相比较，90年代的大学生更务实。
　　80年代，苏联老大哥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搞市场经济，就是瞎折腾，无论如何没有出路。戈尔巴乔夫执政，提出“新思维”，一场革命在悄悄酝酿。

1982年，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92年：回归还是革命？
　　
　　1991年的平安夜是苏联人最后一个平安夜。苏联结束了，冷战结束了，计划经济试验也结束了。一个经济、政治上让人民彻底失望的体制结束了。
　　邓大人南巡一圈回来一锤子定音中国重回市场经济世界，他会名垂青史。如果不是他的决断，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计划经济里挣扎多久。也许到今天经济学家们还在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论证计划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完美制度。

　　如果割断历史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场革命；如果回顾中国市场经济百年历史，这只不过是回到了应有的道路上。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这块土地来说并不是新事物。

　　今天很少有人争论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但在市场经济中，相当多的人支持市场经济内部的计划，似乎有了计划的市场经济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其实还是计划经济思维在作怪，似乎有一点计划总是好的。同样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凯恩斯主义因为重视政府的干预职能而备受政府和一些学者的推崇，新自由主义却背负了很多骂名，而且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什么。现实生活中，很多理论得到重视并不是它正确，而是它能把一些事变得合理化。

　　2002年：游戏规则
　　2002年是中国入世第一年，此前的舆论已经把入世这个问题炒得烫手，一个庸俗又华丽的说法是狼来了。入世后国门打开，外资企业像狼一样把我们都吃了。世贸组织160多个成员国，国家有大有小，有穷有富，没看到哪个被外企吃了，基本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搞得是人治社会，没有规则意识，喜欢模糊概念，神秘主义。搞公开、透明的政府规则会让很多人不适应这倒是真的。世贸组织是世界通行的规则，160多个国家都受得了的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会被狼吃掉？入世才是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2012年：世界末日？
　　这一年还没到，已经有人开始相信是世界末日了。搞出这个说法的人纯粹是瞎扯，相信的人更是瞎扯。1999年世界末日的说法比今天说得更加有鼻子有眼，我们都还活着。有时候谎言比真理更容易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