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天津大沽口。寒风刺骨，海浪拍打着“春阳丸”号轮船的甲板。
58岁的孙中山裹着厚厚的大衣，在宋庆龄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下舷梯。他的脸色蜡黄，肝癌晚期的剧痛正在一点点吞噬他的生命力。但他必须强撑着，因为码头上站着数千名欢迎的群众，还有那个曾经是敌人、现在是盟友的军阀段祺瑞的代表。
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北上。
三十年前，他上书李鸿章，没人理睬；十三年前，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却被迫让位给袁世凯；两年前，他在广州被自己的部下陈炯明炮轰，仓皇出逃。
一生都在革命，一生都在失败。而现在，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那个飘渺的“国民会议”，他不得不再次向北方那些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军阀们低头，去和他们谈判。
看着眼前灰蒙蒙的天空和破碎的山河，孙中山的心中是否闪过一丝无奈？他曾无数次对着这片土地呐喊“自由、平等、博爱”，但回应他的，永远是枪炮声和权谋的窃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不仅是一句遗言，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后，留下的最后一声叹息。
一个医生的狂想
孙中山最初的职业是医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他是成绩优异的“孙逸仙博士”。
但他很快发现，手术刀救不了中国。面对晚清的腐朽，他开出的药方是极端的：推翻重来。
在那个大多数人还留着辫子、跪拜皇权的年代，孙中山的想法被视为疯癫。他不仅被清廷通缉，被亲友视为“四大寇”，甚至连当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都看不起他，觉得他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江湖会党”。
但他有一种魔力——演说。
他在檀香山、在伦敦、在东京，对着华侨、留学生和帮会成员发表演讲。他的广东口音虽然难懂，但那种对“共和”图景的描绘，却有着宗教般的感染力。他是个天生的煽动家，能把最冷漠的看客变成最狂热的死士。
“我们要把中国这块死肉，变成活肉。我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让四万万同胞都做皇帝！”
然而，光有激情是不够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孙中山“打”出来的，不如说是各种势力（新军、立宪派、旧官僚）利用了他的名望“妥协”出来的。当他在南京宣誓就职时，他手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兵。
与魔鬼的交易
为了维护那个脆弱的共和，孙中山一直在做痛苦的妥协。
他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天真地以为只要有《临时约法》，就能约束这个旧时代的枭雄。结果袁世凯称帝了。
为了对抗北洋军阀，他不得不寻求各种势力的支持。他曾向日本借款，甚至在某些密约问题上态度暧昧（这也是他后来饱受争议的污点）；他曾依靠广东军阀陈炯明，结果被陈炯明反噬；晚年，他最终选择了苏联，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这种“甚至不惜与魔鬼交易”的做法，让很多追随者感到困惑甚至背离。但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为了达成“最高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像一个溺水者，试图抓住任何一根稻草来拯救这个国家。
他并不完全信任苏联的意识形态（他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土壤”），但他需要苏联的枪、卢布和组织经验。黄埔军校的建立，就是这种实用主义路线的产物。
历史的余音：未竟的蓝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死后，被神圣化为“国父”。他的画像被挂在每一个教室和礼堂，他的遗嘱被每一个小学生背诵。
但剥离掉这些神圣的光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屡败屡战、伤痕累累的探索者。
他留下的《建国方略》，画出了中国铁路、港口、工业的宏伟蓝图。在当时看来，这是痴人说梦（被称为“孙大炮”）；但百年之后回看，那些蓝图中的很多线条，已经变成了现实。
孙中山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他显然不是，他缺乏行政能力，性格有时独断），而在于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唯一一个始终高举火把、从未放弃希望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方向。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早年赴夏威夷求学。
上书李鸿章遭拒。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三民主义”纲领。
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辞职，推荐袁世凯接任。
主持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
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1929年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