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堂。
窗外，内战的炮火已经蔓延，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但在会场内，一位戴着圆眼镜、身穿长袍的学者正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
他是张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也是这份《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
这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最讽刺的时刻。他毕生追求“宪政救国”，试图用一部完美的法典来约束权力，弥合国共两党的鸿沟。为了这部宪法，他在延安和南京之间奔波，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传话，耗尽了心血。
然而，此刻台下坐着的，只有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这次大会，甚至称这部宪法为“伪宪法”。
张君劢看着空荡荡的左翼席位，声音有些颤抖。他知道，一部没有反对党参与的宪法，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残缺的。他想做中国的杰斐逊，却不幸生在了枪杆子说话的乱世。
他手中的那份宪法草案，后来被法学家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法”。但在1946年的冬天，它只是一张用来粉饰内战的废纸。
当孔子遇见康德
在民国思想界，张君劢有个绰号叫“玄学鬼”。
1923年，他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著名的“科玄论战”。面对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的咄咄逼人，张君劢坚持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生观、道德和自由意志属于“玄学”范畴，是科学无法触及的。
他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的影响，同时他又是一个笃信宋明理学的儒家信徒。
他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嫁接。他试图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嫁接到中国的儒家道德土壤上。
他认为，中国不需要激进的革命（如共产党），也不需要独裁的训政（如国民党），而需要一种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温和改良。他创立了国立政治大学（今台湾政大前身），试图培养一批既懂现代法治、又有儒家修养的政治精英。
这种“新儒家”的政治理想，听起来很美，但在那个“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年代，注定是曲高和寡。
夹缝中的调停者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抉择。张君劢试图走出第三条路。
作为民盟的早期领袖，他穿梭于国共之间。他不仅要跟蒋介石斗法，还要跟周恩来博弈。
蒋介石想搞独裁，主张“总统制”；共产党想搞联合政府，主张“议会制”。张君劢设计了一套精妙的“修正式内阁制”：既限制总统的权力，又保证行政的效率。这套方案被马歇尔将军称为“极其聪明的妥协”。
“我们要的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要的是多党合作的民主宪政。”
但他太书生气了。他以为政治就是大家坐下来，按照法律条文讲道理。他不知道，在政治的牌桌下，双方都在磨刀霍霍。
当他最终决定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时，他被民盟内部（如沈钧儒等）视为“投降派”，被共产党骂为“蒋介石的帮凶”。他想做中间人，结果却是两头不讨好，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
历史的余音：无家的宪法之父
1949年，张君劢面临最后的选择。
共产党把他列为“战犯”；国民党虽然拉拢他去台湾，但他深知蒋介石在台湾搞的依然是独裁，去了也只是个花瓶。
于是，这位“中华民国宪法之父”，选择了流亡。他去了美国，在一个异国的大学里教儒家哲学，度过了清贫寂寞的晚年。
他拒绝接受台湾国民政府的资助，也拒绝回大陆。他至死没有加入美国籍，因为他觉得那是对中国文化的背叛。
张君劢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一张写满条款的纸（宪法）可以拯救一个国家。这也许是幼稚的，但在那个暴力横行的年代，这种对“规则”和“法理”的执着信仰，显得尤为珍贵和悲壮。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江苏宝山（今上海）。光绪朝秀才。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影响。
发表《人生观》演讲，引发“科玄论战”，成为玄学派领袖。
与张东荪等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民主社会党）。
代表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享年82岁。一生未入他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