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1940-1950年代，计划经济是非常迷人的。电灯电话、面包黄油、土豆牛肉红菜汤的苏联生活对于百年来饱受离乱之苦的国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在西方阵营，193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认识以来，美国、西欧都成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干预。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代表了进步思维，至今很多西方国家仍有不少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多人看来，政府干预主导经济的模式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和道路是必然的。
即便在苏联模式如日中天的时代，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苏联模式的问题。1994年，哈耶克出版了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人不可能全面认识市场信息，价格是最重要的市场信息，计划经济管制价格的结果必然引起经济失衡，造成短缺经济。政府解决短缺经济的手段就是控制经济活动，而全面控制经济活动的体制必然会全面限制个人的自由。
在那个时代，学者的声音是如此弱小。真正让人们学会反思的是事实，痛苦的事实。1973年，奉行了40年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自身遇到了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滞涨。凯恩斯干涉经济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结果就是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面团。人们在反思凯恩斯理论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哈耶克早在1930年代就有一场重要论战，在那场论战里哈耶克把凯恩斯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沉默了40年后，瑞典皇家学会似乎突然间想起了这场论战，于1974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耶克和另外一个人，表彰他们在经济周期和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
1975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保守党主席，在国会辩论中举着《通往奴役之路》说，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一切答案都在这本书里。1979-1990年她担任英国首相主导了英国经济改革。自称哈耶克的学生，撒切尔夫人的密友美国总统里根1981-1989主导了美国经济改革。两人主导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功，奠定了今天英美经济的基础。
在西方阵营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东方阵营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排队成为苏联1970-80年代的经济特征，而在改革之前的中国经济短缺到连排队都不需要了。
苏联经济在1953年斯大林同志去世以后就开始出现问题。此前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认为有问题的人都很忙。赫鲁晓夫（1953-1966）执政后积极实施改革。开始对中央管理企业简政放权，后期开始用利润、奖金等手段刺激企业，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很有限。赫鲁晓夫遭遇宫廷政变下台，唯唯诺诺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尝试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的概念，苏联经济没有明显变好但也没有变坏。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受制于集体领导，做起事来束手束脚，他本人又求稳为主，因此经济改革没有大的成效。1982年莫名其妙地去世后，经历了领导人频繁变换，经济改革也就无从谈起。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是头上有个世界地图那位。戈尔巴乔夫的命运很像明朝的崇祯皇帝和清朝的光绪皇帝，空有改革志向，但国家已经积重难返。之所以说积重难返，是1953年以来的苏联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操作，更不要说其他改革。反复改革反复失败让人们对改革失去了信心，不仅对经济改革者失去信心，甚至对整个国家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引入“新思维”试图效仿英美改革，但苏联和英美的经济基础根本就是两码事。最后改革不成，国家解体。
中国的情况要乐观得多。尽管在苏联存在期间，中国经济远不能与老大哥相比，但1979年以来的改革坚持了市场化的导向。尽管改革早期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合法化，但市场经济的做法已经被默许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总设计师牢牢掌控改革进程，并在1992年为市场经济正名，在制度上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束缚。
回顾中苏两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自我救赎过程，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是在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过程中取得的。每一次因循守旧带来的都是经济停滞不前，每一次认识的深化都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中苏两国命运的分水岭正是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中国做到了断舍离才有了今天。
然而，计划经济虽然在法律上失去了主导地位，但在人们的观念中，这种思维仍然有市场。在一些人看来，计划经济固然不好，但我们熟悉，知道它有多不好；市场经济固然很好，但我们陌生，不知道它有多好，也就不知道它有多坏。观念固然是一种主观认知，但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多了，就会成为社会共识，就是客观力量。就像针对性别、种族、信仰、出身的歧视一样，没有一条法律允许这种歧视存在，但它偏偏无处不在。一些人喜欢用利益集团分析国内政策变化，固然有些许道理，但计划经济思维的历史遗产对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恐怕更主要。
经济发展战略的路径依赖
曾经的选择影响我们未来的选择。
落后的国家怎样实现持续的发展实现繁荣？不仅是高级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很多国家都在考虑的头等问题。东方国家给全世界贡献了重要的经验。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用三十年时间从微不足道的小国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70-1990年代，韩国经济崛起，一个比日本还小得多的国家用30年时间成为世界经济十强，让全世界人知道了汽车、电器和泡菜的味道。差不多同时实现经济腾飞的经济体还有新加坡、台湾、香港，他们的经济表现引得世界瞩目，称为亚洲四小龙（英文叫四小虎）。再晚一些的马来西亚在马哈蒂尔的领导下（就是今天以90多岁高领执政的马哈迪）实现了经济腾飞。
东亚经济体的腾飞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都实行了经济赶超性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进口替代型经济，也就是发展工业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以实现经济发展。二是以日本龙头实现依次起飞的“雁型模式”，先起飞的国家产业不断升级并向后起飞的经济体转移产业。
飞在前面的大雁让中国看到了经济腾飞的希望，从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赶超战略，设立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产业，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经济赶超战略是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但这个模式有很多问题。
一是经济结构扭曲引发诸多国内经济问题
在经济赶超战略下，国家选择少数有潜力的行业，通过特殊的政策提高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集中生产出口这些产品并获得经济发展。实施经济赶超战略的国家，优势行业优先发展，但这些行业形成的产能远远超过本国需求，实际上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由于其他行业没有得到发展，甚至长期被压抑，国内并没有真正形成健康的市场，优势行业形成的资本、收入在国内难以找到有效投资市场。资本的逐利本性会驱使他们流入投机市场，进入房市会推高物价、房价，进入股市会形成股市泡沫，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有，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也都普遍存在。莫斯科的房价也是世界最高的一族，虽然俄罗斯没有实施经济赶超战略，但俄罗斯改革期间特殊利益集团积累了巨额财富，资本缺乏投资渠道推高了房价，这与经济赶超战略形成的产业扭曲形成的问题殊途同归。
经济赶超战略必然伴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结构扭曲必然引起价格的异常。换句话说，通过经济赶超战略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必须配套实施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来消解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不良后果。然而，经济赶超战略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很难让人们产生足够的动力实施改革，就像在1973年西方发生经济滞涨以前没有会多注意哈耶克的理论一样。
二是贸易关系紧张
成功实施经济赶超战略的经济政策都需要配合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汇率措施。日本至今都是全世界最难进入的发达经济体，在农业食品领域有着全球最高程度的保护，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一些人总说韩国人偏爱韩国汽车、手机、食品，其实了解一下韩国对本土品牌的政策和文化压力，就会懂得这种偏爱有多少无奈。
新加坡、韩国这类小经济体实施经济赶超战略尚且可以容忍，但中日这样的超大经济体难免会引起贸易伙伴的反弹。回顾一下日美经贸关系历史不难发现，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的大部分问题只不过是日美贸易关系的重演。1986年美国逼迫日本实施本币升值的广场协议的手段和特朗普今天的手段相比毫不逊色。90年代美国揪住日本最具优势的汽车、钢铁等产业发起了很多次贸易制裁。这些矛盾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日美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失衡。在经济上，日本政府长期操纵日元汇率，使得日美贸易美国长期巨额逆差（听起来似曾相识）。美国对日本当年的制裁和今天对中国的贸易战理由听起来差不多：公平贸易。一方面，贸易公平是非常主观的标准，美国今天获取的经济优势未必都靠fair play，另一方面，中美、中日之间市场开放不平衡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客观事实。
这一轮中美贸易磋商，美国开出来的问题清单看起来是针对贸易平衡问题，实际上都是针对形成贸易失衡的制度性问题。市场开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补贴，这些问题正是赶超型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保护市场哪来的出口机会？不补贴企业怎么形成赶超优势？知识产权更是大家心知肚明：创新和抄袭本来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增加采购的短期行为并不会解决问题，甚至技术层面的调整，例如汇率、市场准入等都未必解决问题。几十年发展战略形成的路径依赖在技术、制度、观念甚至文化层面都有着强大的惯性。即便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想在短时间内转变过来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无论是解决历史遗产还是摆脱路径依赖，归根到底还是要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