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了旨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稳定与合作的国际体系，彻底告别了战前盛行的保护主义。其核心是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避免重蹈资源争夺导致冲突的覆辙。美国在全球积极推广民主价值观，以其军事实力和盟友网络为基础，构建了“自由世界秩序”，推动国际社会在安全、贸易、发展、卫生和货币政策等领域的合作。
政治架构上，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家间合作。美国在联合国创立中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更凸显了美国的影响力。联合国为美国提供了重要的多边平台，使其有效投射政治影响力，主导国际事务。
经济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起到了关键的界定作用。该体系将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同期成立，分别负责维护汇率稳定和促进战后重建与发展。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削减贸易壁垒，后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扩大了贸易规则范围。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建立，赋予美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使其成为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核心。美国凭借其庞大的黄金储备和战后经济优势，主导构建了新秩序，美元地位无可比拟。GATT/WTO也极大促进了美国的贸易利益。美国还积极消除歧视性贸易做法。
安全层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基石。北约是美国在西半球以外的首个和平时期军事同盟，保障成员国安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确立的集体防御原则是北约的基石。美国凭借强大军力，成为西欧国家事实上的共同防御者。北约是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工具，增强了美国全球影响力。
美国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良多。经济上，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元成为储备货币，战后重建扩大了市场。1945年，美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控制全球一半以上的制成品和大量出口与黄金储备。自由贸易推动了美国商业的全球扩张。地缘政治上，美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居领导地位，北约巩固了其在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GATT/WTO等机制，塑造了国际经济体系格局，并运用经济杠杆换取政治支持。民主价值观的传播也符合美国利益。战后经济繁荣使美国成为全球文化领导者。美国主导的秩序服务于更广泛的全球目标，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奠定了其战后数十年的全球主导地位。
进入21世纪，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剧变，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快速增长，推动全球力量向多极化发展。国际政治重心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转向更复杂的多极世界秩序。新兴经济体普遍认为，多极化比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更公平。经济成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多资源和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现有国际框架，挑战美国在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全球竞争加剧，美国相对影响力下降。
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原则冲突，给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带来压力。川普政府公开拥抱单边主义，批评国际机构，背离合作精神，与盟友产生摩擦。世贸组织因美国阻挠上诉机构运作而面临挑战。北约内部出现矛盾，成员国防务开支分摊及美国对联盟承诺的坚定性受质疑。美国日益依赖单边行动，削弱国际秩序合法性，制造不确定性，可能促使各国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非集体行动。甚至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考虑独立措施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外交政策领域两党共识缺失，使美国长期承诺显得不可靠，影响盟友合作意愿。国内社会分裂和贫富差距扩大，削弱美国国际形象和吸引力。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影响力下降。国内问题日益突出，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的领导和力量投射能力。美国国内分裂，关注国内问题时，参与全球挑战意愿可能减弱，为其他大国填补权力真空创造机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地位。美国国内缺乏能引起广泛共鸣的统一宏大叙事，也削弱了其国际吸引力和塑造全球话语的能力。
遵守国际规则，对美国而言，可以营造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全球环境。国际规则并非完美，但通常符合美国长期国家利益，因其促进全球稳定、安全与繁荣，为贸易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合作，降低冲突可能。美国在倡导和维护这些规范方面，一直扮演关键角色。
国际规则也有不足之处。国际法没有强力的执行手段，管不管用，主要看各国是否自觉遵守。有人批评说，国际规则不一定代表本国利益，有时更偏向于保护强国的利益。能不能发挥作用，还看有多少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各国都重视国家主权，不愿把权力交给国际机构，这也让制定和执行全球规则变得困难。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些国家只想占便宜，不想承担责任，这就是“搭便车”问题。有些国家不遵守国际义务，破坏了整个体系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多边组织虽然重要，但效率低、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会影响它们应对全球挑战。所以，美国虽然从国际规则中得到好处，但也要面对执行、遵守和多边合作中的各种麻烦，这些麻烦有时还会被其他国家利用，甚至让合作更困难。
川普政府经济政策根植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美国短期利益置于优先，旨在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其认定的不公平竞争，减轻国内企业监管负担，遏制政府支出欺诈。改革税收制度也是其重要目标，体现“美国优先”议程，即国际交往中美国利益至上。为实现这些目标，川普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将其战略性地用于贸易谈判和国际关系中，以获取优势和影响力。政府常以国家安全为由辩护，将贸易政策视为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工具。川普政府对世贸组织等全球治理结构持怀疑态度，批评其有效性和对美国不公。驱动这些政策的深层动机包括重塑美国区域（特别是西半球）霸权地位，维系美国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美国优先”反映了一种核心信念：现有国际秩序未能充分服务美国利益，需采取更强硬单边主义策略，保障美国经济和战略目标。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市场规模使其拥有筹码，迫使他国接受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款。
川普政府倾向短期经济行动，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四年总统任期的限制。时间约束促使总统及其团队更倾向于在任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兑现竞选承诺，争取政治支持。迅速征收关税，正是对即时效应关注的体现。美国两党制也可能导致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连贯性，不同政党执政可能推翻或调整前任政策，给国际承诺带来不确定性。川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贸易等领域政策差异显著。美国政治格局中党派分歧，使政府难以获得和维持长期国际协议所需的广泛两党支持。川普政府政策取向，往往优先争取其核心政治基础支持，倾向于能迅速引起支持者共鸣的短期行动，而非复杂和耗时的多边战略。有限任期内兑现承诺压力，及维持特定政治基础支持的需求，促使川普政府优先考虑关税等能快速见效的政策，即便其对国际秩序和美国自身地位的长期影响不明，甚至可能负面。由于诸多问题上难达成两党共识，促使政府倾向利用行政权力，单方面推行政策。
川普政府经济政策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持久影响。保护主义措施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和国家应对关税壁垒和潜在贸易争端。即便面对盟友，川普政府也采取激进关税手段，引发贸易战风险和报复措施，威胁全球商业稳定。这种政策取向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和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信心，促使美国长期经济盟友在美国传统领导框架外，寻求新合作模式。世贸组织作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基石，其效力因川普政府破坏争端解决机制而削弱。美国作为全球伙伴和盟友的形象受质疑，各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感到不确定。川普政府政策更倾向双边和交易性关系，而非多边参与，暗示全球治理格局可能转变，区域性治理模式或将兴起，可能涌现替代性全球领导力量，美国或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主导者。美国政策不可预测性和制裁频繁使用，还可能加速“去美元化”趋势，促使他国探索替代方案，降低对美元依赖。川普政府经济政策挑战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信任等基本原则，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损害，可能预示更分裂和动荡的全球环境到来，美国单方面塑造国际事务能力将减弱。
这些政策亦可能改变国际安全观念和联盟作用。川普总统多次质疑北约等长期联盟价值，甚至对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中体现的集体防御原则承诺表示疑虑。将联盟关系视为交易，损害美国与盟友关系，因为美国不仅对盟友征收关税，还采取其他被盟友视为损害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举措。川普政府对“美国优先”的强调，可被解读为孤立主义倾向，可能削弱全球集体安全努力，预示美国对传统安全保障承诺或将减少。川普政府倾向双边、交易性关系，而非多边联盟，改变国际安全合作模式。这种姿态转变，可能助长潜在对手，暗示美国或将降低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国际安全格局更动荡，盟友可能质疑美国安全保障可靠性，探索替代安排，最终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平衡改变。
川普政府经济政策及其执政方针，对国际社会看待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和可靠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川普总统政策决策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性，导致全球对美国治理信任度下降。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等国际协议，损害美国作为可靠行动者的声誉。即便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川普政府也反复施加关税威胁，并最终实施，在依赖与美国建立稳定贸易关系的国家中，营造不确定和忧虑氛围。国际社会愈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受国内政治驱动，而非基于长期战略目标，削弱美国可靠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质疑，美国对其既定国际角色和责任，还能保持多久承诺。川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反复无常和单边主义，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信任度下降，使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显得不那么值得信赖。
信任侵蚀和对美国政策稳定性看法的转变，对国际合作、国家间互信和多边主义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信任缺失使国际合作更困难，包括气候变化、疫情防范、经济稳定等问题。若他国认为美国政策走向难预测，易受国内政治影响，可能对与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和建立伙伴关系，愈发犹豫。多边主义未来，正受美国缺乏承诺和支持威胁，多边主义有效运转，依赖大国积极参与和领导。这可能导致国际体系更分裂，竞争性集团林立，应对全球挑战时集体行动能力减弱。美国退出多边组织，造成权力真空，他国可能寻求填补，导致全球影响力版图和治理格局重塑。信任侵蚀和美国政策不稳定看法削弱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基础，可能导致全球秩序更缺乏合作，更易冲突。
“美国优先”政策，可能标志着美国长期享有的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落的开端。川普政府将短期利益置于优先，不惜以牺牲美国的长期领导力和国际合作为代价。这一政策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从可靠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变为更注重自身利益、更难预测的行动者。“美国优先” 并不意味着美国实力或影响力的完全消失，但预示着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削弱美国单方面影响国际事件的能力，使其在日益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多极化世界中，不得不采取更具适应性的策略。 “美国优先”的交易本质及其对现有规则的挑战，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未来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拥有绝对优势的局面，并更加谨慎地开展国际行动。
“美国优先”的政策可能是一个悖论，过于强调优先可能反而失去了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