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5日，北京。一份《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
蔡元培悄然离开了北京。他走得很决绝，只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杀君马者道旁儿。”
这句典故出自《风俗通》。意思是说，路边的人都在为马的飞奔而喝彩，拼命鼓掌，结果马跑得太快、太兴奋，最后累死了。
此时的北京大学，正是“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心。学生们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爱国英雄。作为校长的蔡元培，本应享受这份“教导有方”的荣耀。
但他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他看到他一手呵护的“学术自由”，正在被狂热的政治激情所吞噬。学生们不再安心读书，而是热衷于罢课、集会、搞政治斗争。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变成了“行动暴力”。
他想保护学生，但他更想保护大学的尊严。当他发现自己无力阻挡这股洪流时，这位翰林出身的教育家，选择了最文人的一种反抗方式——出走。
北大之魂
在蔡元培到来之前，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个臭名昭著的“官僚养成所”。学生们上课带着听差，下课就去钻“八大胡同”（妓院）。老师不学无术，学生只想混个文凭当官。
1916年，蔡元培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他只用了八个字，就让这座陈腐的衙门变成了中国精神的灯塔：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不仅仅是口号，这是极需勇气的实践。
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激进革命者，也留用了辜鸿铭这样留着辫子、要在课堂上给慈禧太后磕头的复辟派；他请来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也请来了国学大师黄侃。
无论你是信奉共产主义，还是信奉无政府主义，或者是顽固的保皇党，只要你有真学问，北大就给你一张书桌。
这种气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北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室，让各种主义在这里碰撞、发酵。没有蔡元培的保护伞，就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现代中国。
宽容的边界
然而，宽容是有代价的。
当自由的闸门一旦打开，洪水便不可阻挡。蔡元培不仅要面对来自北洋政府的压力（他们视北大为叛逆窝），更要面对来自内部的撕裂。
他既要营救被捕的陈独秀，又要面对保守派教授的指责。他既要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劝阻他们不要荒废学业。他像一个走钢丝的人，试图在“学术独立”和“政治救亡”之间寻找平衡点。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是他的理想。但在那个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年代，一张平静的书桌是奢侈的。学生们渴望行动，渴望流血，他们觉得蔡校长的“读书救国”太慢了。
蔡元培的七次辞职，每一次都是这种冲突的爆发。他不是逃兵，他是用辞职来抗议——抗议军阀的暴政，也抗议教育被政治绑架。
历史的余音：永远的校长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他死得很清贫，连棺材钱都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在民国的人物画廊里，蔡元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当过光绪朝的翰林，搞过暗杀团做炸弹，做过教育总长，当过北大校长，后来还是中研院院长。
但他身上没有一点官气，只有一种温润如玉的“学气”。
他号“孑民”，意为“遗民”。在那个新旧交替的乱世，他既不属于完全的旧派，也不属于激进的新派。他是一个温和的守护者，试图用宽容和自由，为中国文明保留一点元气。
哪怕后来北大的历史几经沉浮，但只要提到“校长”二字，人们心中浮现的，依然是那个戴着圆眼镜、留着八字胡、眼神温和的老人。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浙江绍兴。24岁中进士，26岁授翰林院编修。
在上海组织光复会，任会长。曾秘密研制炸弹，企图暗杀清廷高官。
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确立“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胡适等任教。
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教育部）。次年创办中央研究院，任院长。
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爱国人士。
3月5日病逝于香港，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