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王朝的兴衰，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周期或地缘政治。它更像是一场缓慢展开的性格实验——历史把权力交到不同的人手中，而人的局限，最终决定了时代的走向。
法兰西波旁王朝的一百年，正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
它始于极盛，经由平庸消磨，最终在一位性格错位的君主手中崩塌。这不是偶然，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性格与制度耐受度的连续试验。
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是欧洲君主专制最完整的范本。
他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的统治并不只是军队与税收，而是对精英阶层日常生活的重塑。凡尔赛宫并非单纯的建筑工程，而是一套精密运转的权力装置。
国王起床的时刻、穿衣的顺序、每日的礼仪安排，都被设计为公共事件。贵族们被召入这套仪式化程序，在细微差别中竞争位置，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地方权力。
这是权力的仪式化。
路易十四用奢华与秩序重新编排法国精英阶层，使他们从潜在对手变成装饰性存在。他不仅建立了集权制度，还为集权提供了审美外壳。
在他的时代，法国几乎定义了欧洲的“高级生活”：建筑、饮食、服饰、香水、礼仪，构成一整套可被复制的文化范式。殖民扩张与文化输出同步推进。
“朕即国家”并非一句空洞宣言，而是当时国际现实的缩影。
这是波旁王朝最自信的时刻。
也是权力最完整的表达。
问题在于，路易十四在位太久了。
当他去世时，继承序列已横跨三代，只剩下一位年仅五岁的曾孙。路易十五成长在高度仪式化的宫廷环境中，却缺乏祖辈那种对权力的执念。
他并非暴君，也谈不上昏庸，只是缺乏持续治理的意志。
在他统治的五十九年里，法国输掉了关键的海外竞争。七年战争后，殖民优势让位于英国，海上力量急剧萎缩；国内则是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腐败的官僚系统，以及愈发脱离现实的宫廷生活。
路易十五并非看不见危机。
但他选择回避。
他把时间交给情妇、猎场和宴会，把国家事务交给摇摆不定的大臣集团。那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更像是一种提前退出。
这是消极统治的典型形态：并不制造灾难，却拒绝修复系统。
与此同时，巴黎沙龙中开始流行另一种语言——理性、自由、平等。启蒙思想缓慢渗透，社会对王权的敬畏逐渐松动。
制度尚未崩塌，但信仰已经动摇。
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实际上已处于慢性衰竭状态。
财政濒临破产，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王权信誉持续流失。而站在风暴中心的这位年轻国王，性格内向、谨慎、善良，却缺乏决断力。
他真正热爱的不是政治，而是机械。
锁具、钟表、精密结构——这些确定而可控的系统，比混乱的人类社会更令他安心。这造成了一种历史错位：一个更适合修理零件的人，被迫掌舵一个正在解体的国家。
他试图改革，却优柔寡断；他想做仁君，却始终犹疑。
最关键的决定，是出兵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这既是对英国的报复，也是一场昂贵的理想主义冒险。法国赢得了象征性胜利，却引入了共和理念，同时彻底拖垮财政。
接下来的一切几乎失去控制。
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更像长期积累后的结构性坍塌。1793年，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他没能锁住王朝的命运，也为两百年的傲慢与挥霍支付了最终账单。
波旁王朝的百年轨迹清晰而冷静：
它由强权建立，被放纵侵蚀，最终在错位中瓦解。
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并不总是惩罚恶人，却经常放大软弱。当制度失去弹性，个人性格便成为决定性变量。
权力从不抽象。
它始终寄居在具体的人身上。
而人的局限，终究会成为时代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