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1日，广州。除夕的前夜。
戴季陶独自坐在东园的寓所里。窗外是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撤退的嘈杂声，屋内却死一般的寂静。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种嘈杂声像针一样刺痛他的耳膜。
作为国民党的“国师”、考试院院长、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他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飞往台湾。机票已经送到了他的桌上。
但他看着那张机票，却摇了摇头。
这几天，他总是对着孙中山的画像发呆。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曾是那个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想起二十年前，他亲手炮制了“戴季陶主义”，试图在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间筑起一道理论的高墙。
如今，这道墙塌了。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更是理论的破产。作为这个党的理论设计师，他感到了一种彻骨的绝望。
“孙先生，我尽力了，但我错了。”
当晚，他吞下了大把的安眠药。没有遗言，没有告别。他的死，像一个沉重的句号，终结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意识形态挣扎。
从左翼青年到反共旗手
戴季陶的人生充满了悖论。
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不仅长得英俊潇洒，而且思想极其前卫。他是中国最早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甚至连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戴季陶也是核心成员，并起草了部分纲领。
但他最终没有跨出那一步。
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陷入了路线之争。戴季陶仿佛变了一个人。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剧烈的神经衰弱中，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
这就是著名的“戴季陶主义”。他试图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儒家思想）的道统，以此来排斥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阶级对立，而是民族生存。
这种理论成为了蒋介石“清党”的理论依据。曾经的左翼青年，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旗手。这种剧烈的思想转折，折磨了他的一生，也导致了他心理结构的永久性撕裂。
蒋介石的影子
在民国政坛，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是日本留学时的室友，是结拜兄弟。坊间甚至盛传，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后来过继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有武力，但缺乏理论。戴季陶就是蒋介石的大脑。每当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困惑，或者在党内斗争中需要理论炮弹时，戴季陶总是那个提供弹药的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智囊。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他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派系倾轧，但他无力改变。他性格脆弱，动不动就痛哭流涕，甚至多次流露出自杀的倾向。他是一个被政治绑架的文人，试图用道德和理论去约束一群军阀和政客，结果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
历史的余音：理论的破产
戴季陶的死，是一种必然。
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够融合传统与现代、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国民党理论体系。他在这套理论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甚至将其神圣化。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1949年的大溃败证明，他那套基于儒家伦理的精英政治理论，在面对发动了底层农民的土地革命时，显得苍白无力。
他看到了这种破产。对于一个视理论为生命的人来说，这种精神上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可怕。
他选择留在大陆，死在广州，拒绝去台湾。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作为这个失败政权的理论缔造者，他有责任为这个时代的结束殉葬。他是一个可悲的殉道者，殉的是一个已经被时代抛弃的道。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大学法科。
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言辞激烈，曾被袁世凯下令逮捕。
在上海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因政见不同，转向反共。
孙中山逝世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确立“戴季陶主义”，为清党提供理论支持。
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推动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建立。
2月11日，在广州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