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文系统性地描绘美国共和党（GOP）的演变历程，从其作为一个以“自由土地”为核心原则的联盟诞生，到如今演变为一个由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定义的现代政治实体。共和党的历史并非一条线性的意识形态发展轨迹，而是一系列周期性、甚至剧烈的适应过程，用以应对国家在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方面不断变化的断层线。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重组——从放弃重建运动到采纳“南方战略”，从“里根革命”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都代表了一种务实、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努力，旨在构建一个能够赢得选举的联盟，而这往往需要重新定义其核心信条乃至政党自身的身份。文章介绍了推动共和党演变的关键人物、社会经济压力以及政治算计，这些因素共同将共和党塑造成美国历史上最持久、适应性最强，同时也是内部冲突最激烈的政治力量之一。
章节导读：本章阐述共和党的起源。成立共和党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面临的独特且压倒性的危机——奴隶制的扩张。该党并非一个单一的废奴主义实体，而是一个广泛且政治上精明的联盟，它将反对奴隶制的道德立场与北方的经济诉求融为一体。本章结尾将审视一个关键转折点：在实现其主要战争目标后，该党如何从其对种族平等的承诺转向国家和解与经济发展，从而为其下一阶段的意识形态演变奠定了基础。
A. 完美风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与第二政党体系的崩溃
19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格局由两个跨区域性政党主导：民主党和辉格党。为了维持其南北联盟，两个政党都有意避免将奴隶制这一爆炸性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辉格党主要是为了反对安德鲁·杰克逊而联合起来的松散联盟，尤为脆弱。
1854年由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力推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打破了这脆弱的和平。法案废除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允许新领土通过“人民主权”原则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奴隶制，从而可能将奴隶制扩展到北纬36°30′线以北的地区。这一举动被北方人视为南方“奴隶主势力”的侵略性扩张。
法案对辉格党造成了致命打击，使其南北两翼彻底分裂，无法弥合。同时，这也导致了民主党沿地域界线的分裂。政治格局的碎片化为新政治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机会。
反对奴隶制的活动家，包括“良知”辉格党人、反奴隶制的民主党人以及自由土地党的成员，开始集会组建一个新的联盟。1854年在威斯康星州里彭和密歇根州杰克逊举行的会议被认为是共和党成立的关键时刻。新成立的共和党纲领明确，核心是反对将奴隶制扩展到新的领土。选择“共和党”这个名称，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杰斐逊主义理想的回忆，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地区利益。
B.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共和党的创始意识形态
早期的共和党是一个融合了不同反奴隶制观点的联盟，而非一个单一思想的实体。它包括了寻求彻底废除所有奴隶制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但其核心力量则专注于阻止奴隶制的扩张。
该党的口号“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堪称政治传播的杰作。它主张，在道德和经济上，自由市场劳动都优于奴隶劳动。这一理念直接吸引了北方的农民和白人劳工，他们不希望在西部新领土上与奴隶劳动竞争。这种宣传策略将奴隶制问题塑造为一个关乎经济机会和白人劳动尊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
共和党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之前的自由土地党（1848-1854年）的影响。自由土地党早已将奴隶制扩张问题推向了政治前沿，并为共和党提供了其核心口号和一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自由土地党的出现迫使主要政党表明立场，从而凸显了后来被共和党利用的党内分歧。
除了奴隶制问题，共和党还构想了一个现代化的美国，支持国家银行体系、铁路、工厂，并主张将西部土地免费分给农民（宅地法），这与南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实际上是辉格党“美国体系”理念的延续和发展。
这种将道德诉求与经济利益巧妙融合的策略，是共和党能够迅速崛起并构建一个比纯粹的废奴主义自由党或四分五裂的辉格党更广泛联盟的关键。它成功地将奴隶制的扩张问题，不仅描绘成一种道德上的罪恶，而且是直接威胁到北方普通白人经济未来的力量。这种务实的融合是其迅速成功的核心。
C. 林肯、联邦与解放
新成立的共和党迅速取代辉格党，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反对力量。在其首次参与的总统选举，即1856年，候选人约翰·弗里蒙特赢得了16个北方州中的11个。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纲领下当选总统，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南方各州的分裂和内战的爆发。林肯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党分裂为南北两个派别，分散了选票。
内战巩固了共和党作为代表联邦和胜利的北方之党的身份。在林肯的领导下，共和党领导了战争。在军事需要和激进共和党人道德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最终将废除奴隶制作为核心战争目标，并最终通过《解放奴隶宣言》和《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得以实现。
D. 激进重建与跨种族民主的承诺
林肯遇刺后，继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一位支持战争的民主党人）在重建政策上与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人”发生了冲突。激进派认为约翰逊对南方过于宽容，于是夺取了重建政策的主导权。
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确立了国家公民身份、正当程序、平等保护以及黑人男性的投票权。这是一场由联邦政府推动的革命性尝试，旨在通过对南方的军事占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种族民主国家。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共和党在南方建立了一个跨种族的联盟，由黑人选民、“地毯客”（carpetbaggers，指南方重建时期从北方移居到南方的白人）和“无赖”（scalawags，指支持重建的南方白人）组成。
E. 伟大的背叛：1877年妥协案与向经济利益的转向
到了19世纪70年代，北方对重建运动的承诺开始减弱。南方持续的暴力抵抗（包括三K党等组织的活动），加上北方日益关注工业发展和经济问题，导致了对种族平等理想的退却。重建运动的持续成本——包括政治、财政和军事上的——被视为国家经济进步和政治和平的障碍。
1876年的总统选举在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和民主党人塞缪尔·蒂尔登之间陷入僵局，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存在争议。
最终，一项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协议，即“1877年妥协案”得以达成。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当选总统，作为交换，海斯和共和党人同意从南方撤出所有剩余的联邦军队。这一举动有效地结束了重建时期，抛弃了共和党在南方的黑人盟友，并将南方的政治控制权交给了白人民主党“救赎主”政府，他们很快便实施了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法）。
1877年妥协案标志着共和党意识形态演变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为反对“奴隶主势力”而成立的林肯之党，为了换取国家政治稳定和推行其经济议程的能力，实际上放弃了对民权的承诺。这一决定不仅巩固了民主党在南方近一个世纪的“铁票仓”地位，也使共和党的主要焦点从民权问题转向了大企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放弃重建并非一次突然的背叛，而是该党不断演变的优先事项的逻辑终点。一旦维护联邦和打破南方种植园主阶级政治权力的主要目标实现，该党的重心便回归到其另一个核心意识形态支柱：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发展。牺牲次要目标（民权）以确保主要目标（在一个亲商业、工业化的政府领导下的国家统一）成为一个经过计算的政治决策。
章节导读：在重建时期结束后，本部分将详细阐述共和党如何巩固其作为镀金时代主导政治力量的地位，倡导工业增长、保护性关税和大企业的利益。随后，本部分将分析在进步时代出现的深刻内部意识形态冲突，这场冲突使党内保守的、亲商业的建制派与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改革派对立起来。后者主张通过政府规制来遏制企业过度行为，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次分裂揭示了现代共和党灵魂的第一次重大争夺战。
A. 为资本巩固：镀金时代的共和党（1877-1901）
在后重建时代，共和党坚定地与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利益结盟，成为国家银行体系、金本位制和铁路扩张的代言人。
其核心政策之一是高额保护性关税，旨在保护新兴的美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1896年的党纲明确承诺坚持保护主义，视其为“美国工业独立的堡垒”。这项政策延续了辉格党及林肯时代建立统一国家市场的愿景。
尽管共和党支持对工业（如铁路）的关税和补贴，但它在规制方面通常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立场，反对政府干预劳资关系和市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政治腐败，政客们为换取商业利益的支持而迎合其需求。这种所谓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并非原则性的，而是具有选择性和自利性的。该党并非真正主张“小政府”，而是主张一个积极支持商业利益，同时在劳工权利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不作为的政府。共和党支持高关税、为铁路提供大量土地赠款和补贴，以及强大的国家银行体系，这些都是显著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然而，这些干预始终旨在为工业和金融资本服务。其意识形态中“不干预”的部分仅适用于可能遏制公司权力或赋予劳工权力的规制。因此，镀金时代共和党的哲学并非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而是战略性地利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工业增长和保护企业利益，同时抵制来自劳工或社会改革者的任何制衡力量。
在选民基础上，该党的核心支持者仍然集中在北方和中西部，主要由新教徒、专业人士和企业主构成。它保持着一种“虔敬主义”（pietistic）的文化特征，与民主党更为“礼仪化”（liturgical）（天主教、路德宗）的选民基础形成对比。
B. 西奥多·罗斯福与“公平交易”：对自由放任的内部挑战
镀金时代的过度行为——垄断、腐败、恶劣的工作条件——催生了旨在利用政府权力推行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
1901年成为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为共和党进步派的领袖。他为美国人民倡导“公平交易”（Square Deal），主张政府有责任担当“公共福利的管家”，规制大企业以确保公平。
罗斯福政府积极运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打破垄断，规制铁路，并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等里程碑式的立法。他还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划拨数百万英亩土地作为国家公园和森林。他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为联邦规制创立了新的先例。
罗斯福并非反商业，他区分了“好托拉斯”和“坏托拉斯”，认为大公司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产物，但需要政府监督以防止滥用权力。
C. 争夺党的灵魂：1912年选举与保守派-进步派的分裂
罗斯福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执政中表现得更为保守，并与党的商业派系结盟，撤销了罗斯福的一些进步政策。这导致了两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派系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
罗斯福对塔夫脱深感失望，于1912年向他发起挑战，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当党的建制派确保了塔夫脱的提名后，罗斯福愤而离党，以新成立的进步党（俗称“公麋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1912年进步党的纲领在当时是激进的，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福利国家，包括社会保险、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以及初选和公投等政治改革。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来规制经济和保障社会正义，这预示了后来的新政。
共和党选票的分裂使得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赢得了总统大选。尽管进步党是短暂的，但1912年的选举代表了共和党身份认同的一场根本性斗争。它鲜明地揭示了党内亲商业、自由放任的建制派与相信利用政府权力解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改革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保守派最终赢得了对党内机构的控制，但进步主义的冲动将继续影响美国政治。
1912年的分裂是共和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假如”时刻，它将共和党推上了未来一个世纪的保守主义道路。罗斯福的失败和离去，确保了保守的、亲商业的派系将定义该党进入20世纪危机时期的身份。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纲领极具前瞻性，其倡导的理念后来成为民主党新政的核心。如果罗斯福或其派系成功地掌控了共和党，共和党本可能演变为美国的福利国家和政府规制之党。然而，他的失败和进步党的瓦解，将这一进步元素从共和党主流中清除出去。这使得反对“大政府”、拥护商业利益的保守派系处于无可争议的控制地位。当大萧条来临时，这个由保守派主导的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既没有准备也不愿意接受公众所要求的大规模联邦干预，从而将这片政治阵地完全让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因此，1912年的分裂不仅是一次暂时的党内不和，更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塑造了此后数代两大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轨迹。
章节导读：本部分将追溯共和党在新政时代的政治荒野中的旅程及其随后的重塑。报告将展示，该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策的反对如何巩固了其作为财政保守主义和有限政府之党的身份。在冷战期间，这一身份与坚定的反共外交政策相融合。本部分的重点将是对“南方战略”的分析，这是一个关键且备受争议的政治重组，它利用了南方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党的选民基础和意识形态特征。
A. 咆哮的二十年代与大萧条：巩固对“大政府”的反对
共和党在20世纪20年代在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位总统的领导下占据主导地位，受益于战后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政策强烈亲商，主张自由放任、减税和放松管制。
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彻底摧毁了共和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声誉。公众认为，赫伯特·胡佛总统坚信自由市场，不愿采取直接、大规模的联邦干预，这是无能和冷漠的表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压倒性胜利开启了“新政”时代，这是联邦权力、社会福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经济规制急剧扩张的时期。这为民主党打造了“新政联盟”，将工会、城市政治机器、少数族裔与南方白人联合起来。
共和党在此期间遭受重创，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未能掌控国会多数席位和总统宝座。正是在野期间，共和党巩固了其现代核心身份，即敌视“大政府”、赤字开支和福利国家。例如，1936年的党纲主张“放弃所有新政政策”。对新政的反对成为未来几十年共和党财政保守主义的核心组织原则。现代共和党的财政保守主义正是其反对新政的直接意识形态遗产。新政的大规模联邦政府扩张、福利国家创建和赤字开支，为共和党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强大的对立面。从1936年起，共和党的纲领就围绕着对这些政策的批判而构建：它们浪费、限制生产、阻碍商业，并代表着向“社会主义”的危险迈进。这种反对立场成为该党决定性的经济特征，并成为未来80年该党的默认立场。
B. 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主义”：一个务实的插曲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1961）代表了共和党内温和的、国际主义的一翼。他并未试图废除新政的核心计划，如社会保障制度，反而扩大了其覆盖范围。
艾森豪威尔的哲学，他称之为“现代共和主义”或“中间道路”，旨在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与提供社会安全网的政府。他平衡预算，削减部分税收，但同时也创建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并发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州际公路系统。
艾森豪威尔的务实主义代表了共和党建制派对新政国家体制已成定局的接受。他的方法是更有效地、更具财政约束地管理它，而不是拆除它，这让党内更保守的派系大为不满。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主义”本质上仍是对新政国家的务实管理，而非对其财政保守主义核心的否定。
C. 冷战共识：反共主义成为核心信条
冷战为共和党提供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外交政策原则：坚定的反共主义。这一立场在党内各派系中引起了共鸣，从艾森豪威尔的国际主义者（主张通过北约等强大联盟进行遏制）到更具侵略性的保守派（视苏联为生存威胁）。
党的纲领一贯主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苏联扩张的警惕。在更为保守的巴里·戈德华特领导下的1964年党纲中，指责民主党政府“在没有足够保障的情况下寻求与共产主义和解”。
反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也发挥了作用，使得共和党人能够将某些自由派的社会计划或政策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使其受到质疑。这将外交政策的焦虑与国内对大政府的反对融合在一起。
D. 南方战略：种族、民权与大重组
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尤其是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后，彻底打破了新政联盟。长期以来对联邦在种族问题上干预感到不满的南方白人民主党人，感觉被自己的政党抛弃了。
共和党战略家，特别是1964年的巴里·戈德华特和1968年的理查德·尼克松，看到了一个赢得这些心怀不满的白人选民的机会。戈德华特以“州权”为由反对《民权法案》，虽然这使他输掉了总统大选，但却为他赢得了深南五个州，展示了该战略的潜力。
尼克松通过向“沉默的大多数”社会保守派选民发出呼吁，完善了“南方战略”。这包括使用编码化的、表面上种族中立的语言，如“法律与秩序”、“州权”，以及批评“强制校车”，以在不显得公然种族主义的情况下，触动白人的种族不满情绪。
这一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南方从一个坚定的民主党地区转变为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地区，从根本上永久性地改变了选举版图和两党的选民构成。共和党成为了南方白人的政党，而民主党则巩固了其在非裔美国选民中的支持。尼克松的总统任期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创建环保局）表现出务实主义，但它巩固了这次政治重组，并将两党进一步推向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极端。
“南方战略”是一项人口结构上的必需品，促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权宜婚姻”。在新政重组后，共和党是少数党，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获胜，它需要打破民主党的“铁票仓”南方。民主党对民权的支持提供了完美的楔子议题。通过在文化和种族问题上吸引南方白人，共和党得以吸纳一个庞大的新选民群体。然而，这个群体带来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主义和对联邦权力的怀疑，这与共和党东北部亲商业的建制派有所不同。这造成了长期的紧张关系。党的经济精英（在社会问题上可能持温和态度）现在与一个民粹主义、社会保守的基础结盟。“南方战略”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它是一场意识形态融合的开端，后来被基督教右翼以及最终唐纳德·特朗普所利用。它为该党未来的文化战争埋下了种子。
章节导读：本部分将对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进行深入探讨，将其分析为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巅峰时刻。将剖析“里根革命”的三大支柱：里根经济学、激进的反共外交政策以及基督教右翼的动员。里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将这些截然不同的保守主义流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外交政策鹰派和社会传统主义者——“融合”成一个强大且在选举中占主导地位的联盟。这个联盟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重新定义了共和党和美国政治。
A. 一个时代的建筑师：里根的崛起与新右派
里根于1981年上台，当时美国正处于一种全国性的“萎靡”之中，其特征是经济滞胀（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伊朗人质危机的羞辱以及美国力量和影响力下降的感觉。
里根的胜利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的新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崛起。这一“新右派”是对60年代社会变革、“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以及与苏联缓和政策的反应。
作为一名前民主党人、演员和加州州长，里根是一位富有魅力和乐观精神的领袖。他是一位沟通大师，能够以吸引广大受众的方式阐述保守派原则，将它们塑造为恢复美国伟大的常识性解决方案。
B. 里根经济学：供给侧理论、减税与放松管制的实践
里根的经济计划（被媒体称为“里根经济学”）基于四个关键政策：（1）大幅减税，（2）削减国内开支，（3）放松经济管制，以及（4）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
里根经济学的思想核心是供给侧理论，该理论认为，减税，特别是为公司和富人减税，会激励投资、促进生产并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反过来会扩大总体税收基础，即使在较低的税率下也能产生更多的税收。这一理论被包括同党派的乔治·H·W·布什在内的批评者嘲笑为“巫毒经济学”。
1981年，里根成功推动了《经济复苏税法》的通过，该法案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70%削减至50%，并为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随后，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进一步将最高税率降至28%，并简化了税法。他还推行了金融、能源和运输等行业的广泛放松管制，并对工会采取强硬立场，其中最著名的是解雇了罢工的联邦空中交通管制员。
里根经济学的成败至今仍有争议。支持者指出，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从13.5%降至4.1%），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增长，并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岗位。批评者则指出，国家债务增加了两倍，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削减社会项目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无论结果如何，里根经济学巩固了共和党作为低税收和放松管制之党的身份。
C. 以实力求和平：对抗“邪恶帝国”与结束冷战
里根拒绝了其前任们推行的缓和政策，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让苏联得以扩张。他著名地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和“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他的外交政策以“以实力求和平”为中心，这包括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挑战苏联，其中涵盖开发新武器系统和备受争议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即“星球大战”计划。
政府积极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反共“自由战士”，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试图“推回”苏联的影响力，这一政策被称为“里根主义”。这项政策并非没有争议，并导致了“伊朗门事件”，这是一桩涉及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丑闻。
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里根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通过将军事压力与外交相结合，两位领导人谈判达成了《中程核力量条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许多人认为里根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破产，并加速了冷战的结束，尽管学者们对他的直接影响程度存在争议。
D. 融合主义的胜利：联合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保守派
里根伟大的政治成就是创建了“里根联盟”，联合了三个先前分散的保守主义派别：
- 经济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被他减税、放松管制和自由市场的信息所吸引。
- 社会保守派/基督教右翼：这是一个新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以“道德多数派”等团体为代表，他们因反对堕胎、侵蚀“传统家庭价值观”以及学校取消祈祷而充满活力。里根积极争取他们，支持他们的议程并使用他们的语言。
- 外交政策鹰派/新保守主义者：专注于强大的国防和对苏联的强硬立场。
里根的言辞巧妙地融合了这些主题，他认为经济自由、传统美德和一个强大的反共美国是同一个愿景中相互关联的部分。他将州权的语言与对一套全国性的基督教道德的呼吁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主义”（fusionism）成为了共和党的主导意识形态。
里根的联盟还成功地从旧的民主党基础中吸引了一个关键部分：社会保守的白人蓝领工人，特别是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他们觉得自己的政党变得过于自由，不再代表他们的价值观或经济愿望。这些人被称为“里根民主党人”。
里根的“融合主义”是一个构建巧妙但本质不稳的政治结构。它成功联合了目标常有冲突的群体，创造出一个强大但暂时的联盟，其破裂在所难免。这个联盟结合了重视个人自由和最小政府的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常常寻求利用政府权力来强制执行特定道德秩序（例如禁止堕胎）的社会保守派。它还将自由市场倡导者与国防鹰派联合起来，后者对大规模军事开支的要求导致了国家债务的膨胀，这一结果与财政保守派平衡预算的目标相矛盾。里根通过其个人魅力和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将这个联盟维系在一起。一旦冷战结束，统一这些派系的主要外部威胁消失，内部矛盾便开始浮出水面。经济保守派与社会保守派在政府角色问题上发生冲突，而两者都与高额国防开支和减税造成的赤字现实相冲突。这为该党未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此外，里根主义比其现代神话所暗示的更为务实，意识形态纯洁性也更低。现代共和党常常援引里根作为纯粹反政府保守主义的捍卫者。然而，里根的执政记录显示出显著的务实主义。他在最初的1981年减税后多次提高税收以控制赤字。他与民主党人妥协以挽救社会保障体系。他签署了移民改革法案。他与“邪恶帝国”谈判军备条约。他的哲学根植于对新政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安全网的信念，这一立场远比许多后来的共和党人温和。因此，许多当代共和党人所实践的“里根主义”是对其遗产的选择性解读，它强调减税、反规制的言辞，却忽略了对其政治成功至关重要的务实妥协。这种神话化使得现代共和党比里根本人更加僵化和缺乏适应性。
章节导读：本部分分析后里根革命时期，指出冷战的结束消除了共和党联盟的核心统一威胁，使其内部矛盾暴露无遗。报告将探讨社会经济力量——特别是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如何侵蚀了该党白人劳工阶层基础的经济安全，从而创造了一个适合新的民粹主义诉求的选民群体。这一过程最终在茶党运动中达到高潮。这场反建制派的内部叛乱，直接挑战了共和党亲商业、支持自由贸易的正统观念，并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A. 后冷战时期的漂移：寻找新的统一原则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曾帮助统一里根联盟各派系的主要外交政策焦点。
乔治·H·W·布什和乔治·W·布什的总统任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里根时代的共识，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保守的司法任命。然而，里根时代的紧迫感和清晰度开始消退。
在冷战缺席的情况下，社会和文化议题——堕胎、同性恋权利、枪支管制——成为更突出的战场，这些议题往往由党内的基督教右翼推动。
B. 经济错位：去工业化和全球化对共和党基础的影响
尽管共和党建制派倡导像NAFTA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化，认为它们是繁荣的引擎，但这些力量对铁锈地带和南方的传统制造业社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对于许多白人劳工阶层选民来说，失去稳定、高薪的制造业工作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也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打击。这威胁到他们作为美国经济和社会支柱的感知地位。
研究表明，尽管有色人种社区同样受到去工业化的严重冲击，但这些地区的白人选民更有可能通过转向支持那些承诺捍卫其经济和种族地位的共和党挑战者来作出政治反应。这在共和党的劳工阶层基础和其亲全球化、对企业友好的建制派之间造成了日益扩大的脱节。
C. 茶党起义：一场反建制派的叛乱
茶党运动于2009年兴起，其动力源于民众对两项重大政府行动的愤怒：一项是乔治·W·布什签署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银行救助计划，另一项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经济刺激计划）和《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
茶党是一场财政保守、自由意志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运动。其核心信条是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它也表达了对两党政治精英的深刻不信任。
尽管茶党专注于财政议题，但其支持者在堕胎和枪支权利等社会问题上也持高度保守立场，并怀有强烈的群体外焦虑感，特别是对奥巴马总统的强烈反感。茶党运动的能量来自于一种感觉，即政府开支的受益者是“错误”的人群。其表面上的财政目标——削减债务、减税、减少开支——与深层的文化和种族焦虑紧密相连。茶党支持者普遍认为，政府资源正从“应得的”（暗示是白人、传统的）美国人手中重新分配给“不应得的”其他人。这种将经济不满与文化和种族怨恨相融合的模式，为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提供了蓝图。
茶党作为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叛乱派系运作。它不满足于仅仅影响共和党，而是试图通过在初选中挑战那些被认为不够保守的建制派共和党人来夺取控制权。这造成了显著的党内冲突和政治僵局。
茶党的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共和党：它重新定义了可接受的言论范围，使其更具反精英和反建制色彩；常态化了党内斗争；并展示了由文化和经济焦虑驱动的民粹主义基础的力量。它为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创造了政治空间和选民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党运动是里根联盟的自我反噬。它代表了社会保守、民族主义的草根阶层对经济自由主义、亲全球化的建制派的起义，而里根也曾赋予后者权力。里根联盟将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的亲商业精英与文化上保守的劳工阶层基础融合在一起。多年来，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维系着这个联盟。冷战后，共和党建制派的经济政策（如NAFTA）开始直接损害其劳工阶层基础的经济利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TARP救助计划是引爆点。劳工阶层基础看到共和党建制派利用政府权力去拯救他们归咎于危机的华尔街精英，而他们自己的社区却在受苦。因此，茶党的愤怒不仅指向民主党人（奥巴马医改），也指向共和党建制派本身，指责他们背叛了真正的保守原则，抛弃了“普通人”。这是一场由该党精英阶层所忽视或加剧的经济焦虑所引发的民粹主义起义。
章节导读：本部分将分析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认为这既是共和党内部长期趋势的顶点，也是对其后里根时代正统观念的彻底颠覆。报告将剖析他2016年的竞选纲领，展示他如何通过将茶党的反建制愤怒与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议程相结合来掌控该党，这一议程挑战了共和党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的共识。我们将探讨学术界关于其支持者主要动机的持续辩论——是经济焦虑还是文化反弹——并评估他的总统任期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该党的意识形态、优先事项和内部权力动态。
A. “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的敌意收购与对共和党正统的突破
商人和媒体名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多变，最初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候选人。然而，他成功利用了茶党培养的深厚反建制情绪。
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纲领与传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有显著不同。
- 贸易：他猛烈攻击像NAFTA和TPP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几十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的正统观念。他承诺征收关税以保护美国就业岗位，这直接吸引了去工业化地区的选民。
- 移民：他将强硬的移民政策，包括驱逐所有非法移民和修建边境墙，作为其竞选的核心，并使用了能引起部分选民共鸣的本土主义言论。
- 外交政策：他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质疑北约等联盟的价值，并对海外干预表示怀疑，这与主导该党的新保守主义国际主义截然不同。
在其他问题上，特朗普与传统的共和党立场保持一致：承诺大规模减税（特别是为企业减税）、放松管制、废除奥巴马医改以及任命保守派法官。
特朗普好斗、“政治不正确”的风格，以及他对媒体、学术界和政府“精英”的攻击，深受共和党初选选民的欢迎，这些选民认为自己被本党建制派辜负。在一个拥挤的候选人领域，他成功地动员了那些更看重“新思想和不同方法”而非经验的多数选民。特朗普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共和党精英领导层与其日益民粹化、民族主义化的基础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分歧的逻辑结果。建制派已经与他们的选民脱节，而特朗普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
B. 经济焦虑还是文化反弹？分析特朗普选民的动机
关于特朗普胜利的原因，学术界的核心辩论围绕两种主要解释展开。
- 经济焦虑：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支持主要来自工人阶级选民，特别是在铁锈地带，他们因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错位而受苦。
- 文化反弹/种族怨恨：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吸引力主要根植于文化因素：白人选民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多样性、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满，以及一种失去社会地位的感觉。
证据和细微差别显示：
- 研究表明，尽管特朗普的选民关心经济，但种族怨恨和性别歧视等指标往往比个人财务困境更能预测他们的投票选择。
- 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综合观点：“种族化的经济学”，即经济焦虑通过种族棱镜被过滤，将失业归咎于移民或外国。
- 其他研究指出，一种对“归属感”或群体内归属感的心理需求，作为抵御经济和文化焦虑的缓冲，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言论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 对特朗普的支持也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即美国是且应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念——以及捍卫这种感知中传统的愿望密切相关。
- 对特朗普选民群体的分析揭示，他们并非一个单一的群体，而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选民组成。其中包括“坚定的保守派”（传统共和党人）、“自由市场派”（捏着鼻子投票）和“美国保护主义者”（最具本土主义和经济进步主义色彩的一翼）。这凸显了他联盟的复杂性。
C. 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治理：特朗普总统任期对政策和规范的影响
在任期间，特朗普兑现了对他基础选民的关键承诺。他颁布了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任命了三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推行了激进的放松管制政策，并对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征收关税。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巩固了共和党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该党的纲领和言论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对特朗普本人的忠诚成为共和党政治家的一个关键试金石。
他的总统任期以频繁攻击民主制度为特征，包括媒体、司法系统和选举过程，最终在他拒绝接受2020年选举结果时达到高潮。这导致共和党部分基础选民中反民主态度的日益接受。
“特朗普主义”代表了保守派联盟的根本性重组，以一种新的民粹-民族主义融合取代了里根时代的“融合主义”。里根的融合主义联合了经济自由主义者、社会保守派和反共鹰派，其核心经济原则是自由市场全球主义。特朗普主义则粉碎了这一点。它抛弃了自由市场全球主义，转而支持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它用一种更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取代了反共主义，对传统联盟持怀疑态度。新的融合将这种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与现有的社会和基督教保守派基础相结合。其统一原则不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共同的文化敌人：一个被认为是威胁“真正美国”的“全球主义精英”、媒体和自由派机构的阴谋集团。这种从外部意识形态敌人到内部文化敌人的转变，是特朗普时代共和党的决定性特征。
今天的共和党见证了自身动荡的历史。它在反对奴隶制的烈火中锻造，此后演变为工业资本、财政保守主义、新右派，及至今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之党。每一次转型都是对深刻的国家危机和变化的选民阵营的回应。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和总统任期并非凭空出现；它们是里根联盟内部数十年裂痕发展的顶点，并因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加剧的文化战争而恶化。他的掌控为该党带来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基础，但也带来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和重大的人口结构挑战。共和党的未来将取决于其驾驭新联盟内在矛盾的能力，并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特朗普主义是暂时的颠覆，还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永久性重组。
A. 五大家族：当代共和党意识形态派系分析
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不再是“建制派”与“叛乱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它是一个由重叠派系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在国会中常被称为“五大家族”。
- 特朗普派/MAGA民粹主义者：主导派系。其特点是对特朗普的忠诚，对贸易和移民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观点，对外国援助（特别是对乌克兰的援助）持怀疑态度，以及对各种体制的深度不信任。他们在文化上是保守的，并被文化战争高度动员。
- 传统/建制派保守主义者：里根-布什共识的继承者。他们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强大的国防和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他们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常与民粹主义者意见相左，但在减税和放松管制方面则立场一致。这一群体的影响力已显著减弱。
- 基督教右翼/社会保守派：一个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专注于堕胎、宗教自由和“家庭价值观”等议题。虽然历史上与建制派结盟，但现在他们是特朗普主义联盟的核心组成部分，视特朗普为实现其文化和司法目标的工具。
- 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一个较小的派系，专注于财政保守、有限政府和公民自由。他们常在放松管制和不信任政府方面与民粹主义者结盟，但在贸易（支持自由贸易）和外交政策（支持不干预主义）上与他们分道扬镳。
- 温和派/“正常派”：一个日益萎缩的群体，通常代表更多郊区或摇摆选区。他们更愿意妥协和支持两党立法（如《基础设施法案》）。他们常被民粹主义派系贴上“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INOs）的标签。
B. 塑造未来的关键辩论：乌克兰、大型科技公司与基础设施
- 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鲜明地揭示了新的外交政策裂痕。传统和新保守派共和党人认为支持乌克兰对于对抗俄罗斯侵略和维护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而特朗普派/民粹主义派则深表怀疑，认为援助是浪费资源，是“精英们”将外国纠纷置于国内问题之上的例证。
- 大型科技公司监管：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民粹主义-进步主义趋同领域。尽管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政府监管商业，但一个日益壮大的民粹主义共和党派系将“大型科技公司”视为审查保守派言论、推行自由派议程的敌人。这导致民粹主义共和党人支持反垄断行动和监管，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重大突破。
- 基础设施：《两党基础设施法》凸显了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温和派认为政府在资助基础设施方面有其作用，而保守派则反对这项开支及其与民主党优先事项的关联。投票支持该法案的13名众议院共和党人遭到了民粹主义派系的强烈反弹。
C. 人口结构的命运？在更加多样化的选民中航行
- 核心挑战：共和党越来越依赖于白人选民基础，特别是非大学教育和福音派白人。在一个迅速多样化的美国，这构成了长期的选举挑战。
- “人口决定论”恐惧：一些共和党人政治焦虑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他们相信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多样化，该党注定会输掉选举。这种看法可能助长反民主情绪和限制投票权的努力。
- 前进的道路：该党面临一个战略选择：
- 加倍下注：继续最大化现有白人工人阶级和保守派基础的投票率和支持率。
- 扩大联盟：通过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或强调共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观，努力吸引日益增长的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西班牙裔选民。2024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在西班牙裔选民中取得了一些进展，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潜力。
D. 特朗普主义的持久遗产与前进之路
- 永久性重组？：核心问题是共和党是否会“回归正常”，还是特朗普主义已成为新常态。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派系现在是该党的重心。未来的共和党候选人可能需要采纳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和在贸易、移民问题上的政策优先事项，才能赢得提名。
- 制度性挑战：特朗普时代的一个主要遗产是该党基础内部对美国制度——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系统到选举制度本身——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在满足一个依赖不信任感而发展的选民基础的同时，重建对这些制度的信任，是该党未来的核心挑战。
- 未来联盟：2024年后，共和党掌控了政府的统一控制权，但其立法议程将成为其各派系竞争的战场。它会优先考虑传统保守派的目标，如减税，还是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移民和文化战争等民粹-民族主义议程？能否制定出既能维系其偏向工人阶级和文化焦虑的新联盟，又能满足传统亲商捐助者的政策议程，将决定共和党未来几年的成败与稳定。
表1：共和党纲领的重大意识形态转变（1856-2024）
| 时代 / 主导人物 | 关键纲领原则 | 核心选民基础 | 关键事件 / 驱动力 |
| 1854-1877：林肯共和党人 | 反对奴隶制扩张、维护联邦、宅地法、支持铁路 | 北方新教徒、农民、工业家、自由黑人 |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内战 |
| 1877-1901：镀金时代共和党 | 高关税、金本位制、亲商业、自由放任 | 工业家、银行家、退伍军人、北方新教徒 | 重建时期的结束、工业化 |
| 1901-1912：罗斯福进步派 | 反托拉斯、环境保护、政府规制、“公平交易” | 改革者、专业人士、部分劳工 | 工业化的过度行为、城市化 |
| 1921-1952：反新政共和党 | 财政保守主义、小政府、孤立主义、反共主义 | 企业主、白人新教徒、中西部农民 | 大萧条、罗斯福新政 |
| 1953-1980：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共和党 | 现代共和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南方战略”、“法律与秩序” | 郊区居民、白领、南方白人 | 冷战、民权运动 |
| 1980-1988：里根联盟 | 供给侧经济学、减税、社会保守主义、强硬国防 | 经济保守派、基督教右翼、“里根民主党人” | 经济滞胀、冷战升级、文化战争 |
| 2016-至今：特朗普的共和党 | 经济民族主义、限制移民、“美国优先”、反精英主义 | 白人工人阶级、农村选民、福音派基督徒 | 全球化、去工业化、茶党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