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广州，是全中国最热的地方。这种热不仅来自北回归线的阳光，更来自一种名为“革命”的高烧。
序章：一张单程船票
如果说1930年代的年轻人梦想去上海的十里洋场淘金，那么1924年的中国青年，他们灵魂的磁针只指向一个方向——广州。
在那个军阀混战、列强瓜分的至暗时刻，广州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被许诺的“新世界”。每天，都有满载的客轮停靠在天字码头。从甲板上走下来的，有四川的袍哥之子，有湖南的农家少年，有浙江的富商少爷，也有留法归来的海归。
他们来这里只为了寻找一张入场券——一张通往长洲岛（Whampoa Island）的船票。那里有一座刚刚成立的军校，全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但历史更习惯用它所在的地名来称呼它：黄埔军校。
第一章：只有两道门的将军摇篮
当你真正登上长洲岛，第一眼的印象往往是失望的。这里并没有宏伟的欧式校舍，只有几排由清朝广东水师学堂留下的旧房子。墙壁斑驳，甚至有些破败。然而，走到校门口，一副足以让所有热血青年战栗的对联赫然在目：
陆军军官学校
这简短的二十几个字，划定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在北洋军阀将当兵视为“吃粮”、将军官视为“职业”的年代，这里要求的是“信徒”。
黄埔军校的早期生活，清苦得近乎苦行僧。学生们睡的是大通铺，夏天蚊虫肆虐，因为经费紧张，很多学生入校时连皮鞋都没有，只能穿着草鞋出操。但与物质的极度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神配置的“极度奢华”。孙中山是总理，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
第二章：东方的莫斯科
走出黄埔军校，整个广州城都沉浸在一种“苏维埃式”的狂热氛围中。那几年的广州，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
如果你走在1925年的惠爱路，你会被淹没在红旗和标语的海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省港大罢工”的纠察队。这些穿着蓝色工装、臂缠红布条的工人们，在广州街头维持秩序。苏联的印记无处不在，东山的小洋楼里住满了苏联顾问。
“这是一座燃烧的城市。旧秩序在这里被烧毁，新秩序在灰烬中艰难地萌芽。”
尾声：一座纪念碑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广州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黄埔军校留下了。虽然它的校址后来多次迁移，甚至被日军炸毁，但它所孕育的那种“黄埔精神”——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敢于牺牲的血性，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中国军人的骨子里。
今天，当你再次登上长洲岛，走进那复原的校门，看着那副依然鲜红的对联，你仿佛能听到百年前的军号声。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最热血、也最悲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