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皆曰可杀：
大清第一个穿洋装的人
“他比时代早醒了五十年，所以他注定要被时代痛殴。”
郭嵩焘 (1818-1891)
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 · 湘军军师
这一年，58岁的翰林院学士郭嵩焘，接到了慈禧太后的圣旨，任命他为大清国首任驻英公使。这本该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但在当时的士大夫眼里，这是“事鬼”，是给洋人当奴才，比流放还要丢人。
他的家乡湖南，甚至有人贴出对联要杀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就是中国职业外交的起点——它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开始的，而是在唾沫和诅咒中开始的。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 郭嵩焘离国前绝笔诗
壹 一场凄风苦雨的送别
郭嵩焘不是普通人。他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是湘军的早期军师，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按理说，他本该是受人敬仰的名臣。
但当他决定接受出使任务时，他瞬间成了“汉奸”。
那是一场怎样尴尬的送别啊。朝廷虽然给了他二品顶戴，但京城的士大夫们视他如瘟神。他的朋友李鸿章虽然支持洋务，但也只能私下劝他：“你这一去，可要小心说话，多看少说。”
更让他心寒的是舆论。湖南老家的乡绅们不仅写对联骂他，甚至威胁要烧他的祖宅，把他开除出籍。在他们看来，天朝上国的官员，怎么能去那蛮夷之地？怎么能去给杀了马嘉理（马嘉理案）的英国人“赔礼道歉”？
郭嵩焘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悲凉。他知道自己去的是一条不归路，但他隐约觉得，这个国家必须有人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哪怕被骂死，也得有人去做这双眼睛。
贰 在伦敦发现“离经叛道”的真相
1877年，郭嵩焘抵达伦敦。
如果他像其他官员一样，只看看洋枪洋炮，感叹一下“奇技淫巧”，他或许还能平安着陆。但郭嵩焘太聪明了，或者说，他太诚实了。
他走进了英国的下议院，看到了辩论和选举；他参观了学校、监狱和图书馆。他惊恐地发现了一个颠覆他三观的事实：西洋人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用），而在于他们有法治、有政教（体）。
他在日记《使西纪程》里大胆写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竟然有中国古代“三代之治”的遗风。
这在当时简直是“反动言论”。当时的洋务派（如李鸿章）主流观点是“中体西用”——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只是器物不如人。但郭嵩焘直接捅破了窗户纸：人家制度也比你好！
他还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在严寒的伦敦，披上了洋人的大衣来御寒。这一幕传回国内，被政敌攻击为“披发左衽，甘为禽兽”。
叁 一本被销毁的日记
郭嵩焘不仅看了，还把这些“大逆不道”的想法写成了《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印发给官员们学习，让大家醒醒脑。
结果，这本书成了他的催命符。
朝野哗然。翰林院的清流们群起攻之，骂他“有二心于英国”，骂他“凡有血气者，无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慈禧太后迫于压力，下令毁版禁书。
郭嵩焘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心如死灰。他的副使刘锡鸿（一个保守的密探）还在背后不断打小报告，列举他“给洋人起立致敬”、“想学洋语”等十大罪状。
仅仅两年，郭嵩焘就无法坚持，黯然回国。回国那天，没有欢迎仪式，只有冷嘲热讽。他称病回到湖南老家，闭门谢客。
晚年的郭嵩焘极其孤独。他看着这个国家还在沉睡，看着洋务运动还在表面打转。他预言：“这一套如果不改，中国终将大乱。”可惜，没有人听他的。直到他死后四年，甲午海战爆发，大清的舰队全军覆没，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个叫郭嵩焘的老头，早就把答案告诉了我们。
第一街 · 史评
郭嵩焘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他是中国外交界的“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种，却被锁在悬崖上让鹰啄食心肝。他最大的罪过，不是“卖国”，而是“比其他人醒得太早”。
“在他身后五十年，顾维钧们才能穿着西装，在国际舞台上体面地维护国格。而这一切的起点，是那个在伦敦寒风中，穿着长袍马褂、写着日记的孤独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