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 |

在上海浦东还是农田的时候，汉口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东方茶叶港”。江滩（The Bund）不仅是一条堤防，它是列强在长江腹地打下的最深的一根桩。这里有仅次于上海的租界群，有亚洲最密集的码头，还有一段关于“收回租界”的激荡历史。

序章：听见江汉关的钟声

1924年1月，江汉关大楼（The Custom House）落成。巨大的钟楼每隔15分钟敲响一次《威斯敏斯特》曲调。这钟声顺着江风，不仅能传到租界的洋房里，也能传到江面上的舢板和码头工人的耳朵里。

对于汉口来说，这钟声是一种“秩序”的象征。长江是狂野的，但江滩是精密规划的。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的租界一字排开，构成了长达数公里的“建筑博览会”。江汉关大楼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镇守着这座繁忙的内陆港口，控制着茶叶、桐油和生丝的吞吐。

汉口江滩的繁荣，最初并非始于金融，而是始于茶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是俄国茶商的天下。汉口被称为“东方茶港”，是那条绵延万里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

顺丰、新泰、阜昌，这些俄国洋行的烟囱日夜冒烟。成千上万的“茶力”（苦力）赤裸着上身，在蒸汽弥漫的车间里，将茶叶压制成如砖块般坚硬的“砖茶”。这些茶砖被装上轮船，逆流而上，经由恰克图，最终抵达遥远的圣彼得堡，成为俄国皇室和平民餐桌上的必备品。

俄租界： 汉口最早的租界之一。这里曾有那个时代最豪华的巴公房子（Bagong House），那是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的豪宅。俄国人不仅带来了茶叶贸易，还带来了赛马和芭蕾。

衰落：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茶叶贸易中断，俄租界迅速衰落，只留下了那些巨大的、空荡荡的砖茶厂房，成为汉口江滩上一道沉默的风景。

茶叶退潮后，金融接棒。如果你沿着江滩漫步，你会惊讶于这里的建筑密度与奢华程度。这不仅是通商口岸，更是资本的堡垒。在短短的几公里内，汇聚了汇丰、花旗、横滨正金等全球最顶级的金融机构。

YEAR: 1917 STYLE: Neoclassical (希腊复兴式)

这座宏伟的建筑拥有爱奥尼式的巨柱和精致的穹顶，其内部装修之奢华，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香港汇丰总行。它是英国资本控制长江流域经济的象征，金库里堆满了不仅来自湖北，还来自河南、四川的白银。

这些银行不仅仅是存放金钱的地方，它们是汉口经济的起搏器。每天清晨，买办们夹着皮包走进这些大理石砌成的大门，决定着当天棉纱和茶叶的汇率。汉口因此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不仅因为工业，更因为这种强大的金融辐射力。

如果说江滩的洋房是汉口的面子，那么“里份” (Li-Fen) 就是汉口的里子。

在租界的背后，生长着一种独特的居住形态。它们类似于上海的石库门弄堂，但有着更鲜明的武汉特色：布局更规则，巷道更宽敞，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咸安坊、同兴里、洞庭村……这些名字代表了汉口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住在里份里的人，既有洋行的华籍职员，也有做实业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穿西装，喝咖啡，但家里依然供着祖宗牌位。里份是汉口这一“华洋杂处”城市的缩影，也是西方文明渗透进中国内陆家庭的毛细血管。

在严肃的商业之外，汉口还有着令人咋舌的享乐主义一面。在城市的边缘（今解放公园一带），坐落着巨大的西商跑马场。

每个周末，这里是汉口上流社会的社交中心。英国绅士、法国名媛、俄国流亡贵族以及中国的买办们汇聚于此。看台上香槟流淌，赛道上骏马飞驰。这里有中国最好的草皮，有来自波尔多的红酒，还有专门从上海请来的爵士乐队。

对于租界的外国人来说，这里是他们在遥远东方营造的“小欧洲”。而对于墙外的普通武汉人来说，跑马场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世界，只能偶尔从围墙的缝隙里，窥见那一抹不属于这里的奢华。

汉口江滩的辉煌，在1927年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月3日，正值北伐军攻克武汉不久，一次在江汉关前的群众集会演变成了冲击英租界的浪潮。

愤怒的武汉市民冲破了沙袋和铁丝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英国水兵面对人海战术，不敢开枪，被迫撤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通过群众运动收回了列强租界。那一刻，汉口江滩上的米字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

这次事件震惊了世界。它证明了在觉醒的民族主义面前，炮舰政策开始失效。虽然这只是汉口五个租界中的一个，但它标志着这片土地不再是洋人绝对的法外之地。

“江水日夜流淌，带走了茶叶和桐油，带来了机器和主义。汉口江滩，是一条由黄金和血汗铺成的路。”

即便经历了1927年的动荡和1931年的大水，汉口江滩的商业引擎从未熄火。这里是九省通衢，是全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买办、革命党、军阀、特务、苦力，所有人都在这片江滩上寻找机会。

今天，当你走在汉口江滩，看着那些依然屹立的西式建筑，看着江汉关大楼在夕阳下的剪影，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吞吐天下的气魄。它是武汉这座城市最硬的骨头，也是最骄傲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