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
一场注定失败的起义正在进行。37岁的黄兴手持双枪，冲在敢死队的最前面。他的右手被子弹击穿，断了两根手指，鲜血淋漓。他顾不上包扎，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
在革命党人中，孙中山是“大脑”，负责在海外筹款、演讲、制定宏大蓝图；而黄兴是“身体”，负责在国内组织起义、流血、冲锋陷阵。
他被称为“八指将军”。
几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黄兴拖着伤体，乔装打扮，穿过清军的封锁线赶到武汉。当他站在战壕里时，原本慌乱的革命军欢声雷动：“黄公到了！我们有主心骨了！”
在那个共和初创的混沌时刻，黄兴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孙中山。他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领袖。如果他有野心，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但他没有。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把位置让给别人，把责任留给自己。
实干与空想的互补
民国初年，世人皆称“孙黄”。
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有时候甚至带有空想色彩；黄兴是现实主义者，笃实厚重。两人性格迥异，却构成了革命的最佳搭档。
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关于青天白日旗的设计，两人就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该旗帜图案类似日本国旗，且不够庄重，主张用井字旗（象征平均地权）。
争论最激烈时，黄兴气得要退会。但最终，为了革命的大局，黄兴选择了妥协：“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
辛亥革命后，众人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坚辞不就，一定要等孙中山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他担任陆军总长，实际上承担了政府的大部分行政工作，因为孙中山更热衷于设计铁路和借款。
“孙先生是思想家，我是执行者。没有思想，行动是盲目的；没有行动，思想是空的。”
民主与独裁的第一次交锋
然而，这种互补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走向了破裂。这也是黄兴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也是他对民主共和认识最深刻的体现。
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认为革命失败是因为党员不听话。他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所有入党者，必须按手印，并宣誓“服从孙先生个人”。
黄兴震惊了。他坚决反对。
他质问孙中山：“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推翻皇帝，建立共和。现在又要大家宣誓效忠个人，这不是又在造一个新的皇帝吗？这与我们追求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孙中山坚持认为，在革命时期，必须有绝对的领袖权威，不惜采用独裁手段。黄兴则坚持认为，革命党必须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政党，不能搞人身依附。
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关于“党内民主”与“领袖集权”的第一次大辩论。
为了不让反动派看笑话，黄兴没有选择公开决裂，而是选择了沉默离开。他远走美国，既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不另立山头。他用一种近乎自我放逐的方式，维护了革命阵营表面上的团结，同时也坚守了自己的民主底线。
历史的余音：无我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但常年的征战和劳累已经掏空了他的身体。
仅仅几个月后，10月31日，黄兴因胃出血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
他的一生太过短暂，以至于后人往往忽略了他的思想深度。他不仅是一介武夫，他深知“破坏容易建设难”。他主张“勿以党见用人”，提倡“实业救国”。
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黄兴的悲剧在于，他比孙中山更早地意识到了个人崇拜对共和制度的危害，但他太过君子，不愿用激烈的手段去争斗。他的离去，使得国民党内失去了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也让后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另一条强人政治的轨道。
他是民国的基石，深埋地下，托起了大厦，却鲜有人看见他的形状。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后留学日本。
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
协助孙中山建立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成为仅次于孙的二号人物。
4月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断指负伤。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赶赴武汉任战时总司令。
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后任南京留守。
在日本因反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及按手印宣誓效忠，与之分道扬镳，远赴美国。
袁世凯死后回国，受到举国欢迎。10月31日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国葬于长沙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