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31日，塘沽。海风腥咸，带着硝烟未散的苦味。
一辆挂着日本旗的汽车停在码头边。黄郛坐在车里，脸色灰败，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他的手里拿着一只派克钢笔，笔尖微微颤抖。
几分钟前，他刚刚在一份名为《塘沽协定》的文件上签了字。
这份协定意味着，中国军队实际上承认了长城以北被日军占领的事实，华北门户洞开。在全国的舆论中，这是丧权辱国，是卖国求荣。还没等他回到北平，骂他是“汉奸”、“秦桧”的电报就像雪片一样飞来，甚至有人把炸弹扔进了他在上海的家。
但黄郛没有辩解。
在南京的那个结拜兄弟——蒋介石，几天前给他发来密电：“兄当为弟分忧，忍辱负重。”
因为中央军主力还在江西“剿共”，因为国力悬殊打不过，因为需要时间整军备战……所有的“不得已”，最终都需要一个人来承担骂名。蒋介石是领袖，不能低头；外交部长不敢签；只有他，这个早就隐居莫干山、又被强行拉出来“救火”的二哥，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他看着窗外的渤海，想起二十年前在上海，他和陈其美、蒋介石歃血为盟，誓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此刻，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元老，更像是一块用完即弃的抹布。
蒋介石的“二哥”
黄郛在民国政坛的起步极高。他是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时就是上海光复的功臣。
但他一生最重要的标签，是蒋介石的“义兄”。
在陈其美的引荐下，黄郛与蒋介石结拜。陈其美是大哥，黄郛是二哥，蒋介石是小弟。陈其美死后，黄郛就成了蒋介石在精神上和政治经验上的导师。
他是一个典型的“智囊型”人物。他留学日本，精通外语，对国际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历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甚至一度摄行大总统职权。
当蒋介石在南方崛起时，黄郛毫不犹豫地南下投奔，利用他在北洋旧故中的人脉，为蒋介石联络冯玉祥，促成了北伐的胜利。
然而，兄弟归兄弟，政治归政治。蒋介石对这位“二哥”既利用又防范。他需要黄郛的才华来处理外交难题，又不愿给他实权。黄郛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所有的黑锅都让他背
黄郛的从政生涯，几乎就是一部“背锅史”。
第一次是1927年“南京惨案”。 北伐军进入南京，发生排外风波。列强军舰炮轰南京。蒋介石为了安抚列强，让刚上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去“善后”。黄郛忍辱负重，签署了赔偿协议，结果被党内激进派骂得狗血淋头，被迫辞职。
第二次是1928年“济南惨案”。 日军为阻挠北伐，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甚至割去了外交官蔡公时的鼻子。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继续北伐，命令绕道而行，并让黄郛去跟日本人“交涉”。黄郛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心灰意冷，隐居莫干山。
第三次，就是最致命的“塘沽协定”。 1933年，日军兵临长城，平津危急。蒋介石又想起了这位隐居的二哥。他亲自上山求黄郛出山，也是只有一句话：“为了国家，只能委屈你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有两个头，一个给委员长（蒋介石），一个给日本人。骂名我来背，时间你来争。”
黄郛出山了。他在北平设立政务整理委员会，与日本人周旋。他明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明明知道签了字就是千古罪人，但他还是签了。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来了华北两年的短暂和平。
历史的余音：我不做汉奸
《塘沽协定》签字后，黄郛身败名裂。他再次辞职，回到莫干山隐居。
这一次，他真的垮了。肝癌晚期的剧痛折磨着他，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心病。他觉得自己一生爱国，最后却落得个“卖国贼”的下场。
1936年，黄郛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
在他死后仅仅一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终于撕毁了所有妥协的条约，开始抵抗。而在九泉之下的黄郛，或许会感到一丝欣慰：他用名誉换来的那几年“黄金十年”的建设时间，终究没有白费。
黄郛不是汉奸，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被政治现实碾压成粉末的“悲剧性工具人”。他证明了，在某些时刻，为了国家，忍辱比牺牲更难，活着比死去更苦。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早年入读浙江武备学堂。
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与蒋介石、张群相识。
辛亥革命爆发，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与陈、蒋结拜。
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冯玉祥北京政变后，代理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
南下投奔蒋介石，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处理“南京惨案”和“济南惨案”。
受命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签署《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长城以北的占领。
12月6日因肝癌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死前仍被舆论指责为“亲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