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南京，紫金山。
寒风凛冽，枯叶满地。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手拄拐杖，一步一级地登上了中山陵的台阶。他的身旁没有卫兵，没有随从，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这是他第三次“下野”前的最后时刻。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他最精锐的几十万中央军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已尽入敌手。
他走到孙中山的坐像前，脱下礼帽，深深地鞠了一躬。久久没有起身。
他在想什么？是想起了二十年前北伐成功时的意气风发？还是想起了这些年来与军阀、与日本人、与共产党无休止的缠斗？
他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石阶，仿佛在抚摸他即将失去的江山。那一刻，他不再是威严的委员长，而是一个疲惫不堪、众叛亲离的宁波老人。
下山时，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巍峨的陵寝，眼角滑过一丝泪光。他知道，这一去，可能就是永诀。
上海滩的盐商之子
蒋介石的起点并不高。相比于孙中山的海归背景、袁世凯的权臣世家，他只是浙江奉化一个盐商的儿子。
年轻时的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滩，是一个标准的“边缘人”。他炒过股，结交过帮会（拜黄金荣为师），甚至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但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特质：极其强烈的自律与极其顽固的权力欲。
在去日本学军事后，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开始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的“好色”与“暴躁”，试图用儒家的修身哲学来压制内心的欲望。
他的崛起，靠的是在关键时刻的“站队”。
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刻，他从上海奔赴广州，登上了永丰舰，陪伴在孙中山身边。这“永丰舰上的日日夜夜”，成了他后来最大的政治资本。孙中山看到了这个年轻军人的忠诚（或者说，表现出来的忠诚），将黄埔军校交给了他。
从此，蒋校长诞生了。他不再是那个上海滩的混混，他手里有了枪，有了学生，有了哪怕是形式上的“嫡系”。
形式上的统一
后世常说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这个国家。
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股份制公司”。蒋介石是董事长，但底下的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都是拥有独立武装和地盘的大股东。
蒋介石一辈子都在玩三个球：打仗、谈判、收买。
“攘外必先安内。”
这句名言背后，是他对权力的极度不安全感。他知道自己的政权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他不仅要对付共产党，还要时刻提防身边的军阀兄弟捅刀子。他用江浙财阀的钱去收买军阀的部下，用黄埔系的学生去掺沙子。
他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却是一个拙劣的战略家。他懂得如何赢得一场中原大战，却不懂得如何解决中国最根本的土地问题。他试图用封建的权谋（结拜兄弟、金钱收买）去驾驭一个现代政党，结果把国民党搞成了一个帮派林立的大杂烩。
苦撑待变
蒋介石人生的高光时刻，无疑是抗战。
在西安事变被逼上梁山后，他终于展现出了一个领袖应有的韧性。淞沪会战，他把最精锐的德械师填进了绞肉机，虽然战术指挥僵化，但他用血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投降”的决心。
退守重庆后，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坚持了八年。他的战略是“苦撑待变”——用空间换时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他等到了珍珠港，等到了美国参战。开罗会议上，他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中国跻身“四强”。这是他个人声望的顶点，也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巅峰。
然而，这种荣光是脆弱的。它掩盖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大溃败中的无能，掩盖了后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当外敌一去，这些内部的脓疮便瞬间爆发，最终导致了那场雪崩般的失败。
历史的余音：岩石般的顽固
晚年在台湾的蒋介石，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老人。
他依然每天写日记，依然坚持穿着军装或长袍，依然做着“反攻大陆”的梦。他在岛上搞土地改革，搞经济建设，仿佛在补交当年在大陆没交的作业。
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结合体：他是基督徒，却信奉儒家理学；他向往西方的现代化，却用封建家长制的方式统治；他爱国，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之上。
他像一块花岗岩，坚硬、冷酷、顽固，但也因此有着某种悲剧性的力量。他试图用个人的意志去扭转历史的车轮，最终却被历史甩在了一个孤悬海外的海岛上，望着海峡对岸，在日记里一遍遍写下“雪耻”。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早年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
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军事力量。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动北伐战争。次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西安事变爆发，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抗战胜利，声望达到顶峰。旋即发动内战。
4月5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8岁。遗嘱要求灵柩暂厝慈湖，以待将来归葬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