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国贵州，都匀。
一辆破旧的卡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前行。车斗里装满了仪器、书籍和几个木箱子。开车的是一个高鼻深目的英国人，旁边坐着他的中国情人鲁桂珍。
他们刚刚躲过了一次日军飞机的轰炸。
这个英国人叫约瑟夫·尼达姆，中文名李约瑟。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剑桥大学的生化专家。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中国，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
他像个疯子一样，穿梭在四川、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他在寻找流亡的中国科学家，给他们送去显微镜、试管和最新的西方期刊；他也在寻找另一样东西——中国古代科学的遗迹。
在一座破败的道观里，他看到道士在炼丹，他没有像其他西方人那样嘲笑那是迷信，而是兴奋地记录下了其中的化学方程式；在都江堰，他惊叹于两千年前的水利工程，认为那比罗马的水道桥更伟大。
在那个年代，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科学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只有愚昧和落后。甚至连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也彻底否定传统，认为中国旧文化一无是处。
唯独这个英国人，在废墟和硝烟中，捡起了一块块被遗忘的碎片。他坚信：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科学的重要源头。 他要为这个正在遭受侵略和苦难的文明，写一份最强有力的辩护词。
伟大的谜题
李约瑟对中国的痴迷，源于1937年在剑桥遇到的三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鲁桂珍。是她告诉他：“中国古代也有科学。”
这句话改变了李约瑟的后半生。他开始疯狂学习中文，给自己取名“李约瑟”（尊老子李耳为先祖）。
1943年，他受命来到中国。在随后的三年里，他访问了近300个学术机构，行程2.5万公里。他看到了在山洞里造青霉素的中国医生，看到了在李庄用煤油灯照明做实验的生物学家。他被中国人在绝境中坚持科学的精神深深震撼。
正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一生，也激励了他一生。他决定写一部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打破西方中心论
战后回到剑桥，李约瑟遭受了冷遇。
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充满了傲慢，认为“东方只有神秘主义，没有科学”。李约瑟的同事们嘲笑他：“你去研究那些中国人的炼金术和风水，简直是浪费时间。”
但他没有动摇。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堆满了中文古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1954年，第一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世界震惊了。
他用详实的证据列出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另外一百多项领先世界的发明：从水密舱壁到深钻技术，从十进位制到赤道坐标系。
他证明了：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科学史，更是一部“文明的平反书”。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羞辱了中国一百年后，一个西方人，用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还给了中国应有的尊严。
历史的余音：中国人的老朋友
李约瑟活了95岁。他把后半生全部献给了这部巨著。
在冷战时期，他因为同情新中国而遭到西方的排挤，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但他毫不在意。他曾说：“我爱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古老，更是因为她的人民。”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依然记得每天让人推着轮椅，去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转一圈。那里收藏着他从中国带回来的几万册书籍。
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跨越了文明偏见的智者。在那个中国最贫弱、最被人看不起的年代，他比很多中国人都更相信中国的伟大。他是黑夜中那个举着火把，告诉世界“东方有光”的人。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艺术家。
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攻生物化学，成为杰出的胚胎学家。
结识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开始学习中文，对中国科技史产生浓厚兴趣。
受英国皇家学会派遣，抵达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援助中国抗战中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轰动世界。
在剑桥去世，享年95岁。他的巨著至今仍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