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宏大长卷中，中国革命如同一艘在怒涛中颠簸的巨轮，而来自莫斯科的“赤色季风”无疑是那股最强劲、也最令人迷眩的动力。那是一个主义如繁星坠地、英雄与野心家并起的时代。当时，这股风越过西伯利亚的冻土，吹进了上海莫里哀路的深宅，也吹旺了黄埔滩头的硝烟。这段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苏俄）之间长达十年的爱恨情仇，远非简单的“结盟”二字可以概括。它更像是一场两个志向迥异的巨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握手，却在黎明到来前彻底决裂的宏大悲剧。

1922年的夏天，对于孙中山来说是灰暗的。陈炯明的炮火摧毁了他在广州的理想，这位奔走一生的革命者再次流亡上海。在莫里哀路29号那座宁静的法式洋房里，孙中山在思考一个困扰他数十年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总是“散沙一团”？为什么依靠军阀打军阀总是死路一条？

此时，新生的苏俄政权伸出了橄榄枝。对于莫斯科而言，中国是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的战略侧翼；对于孙中山而言，苏俄不仅意味着大炮与卢布，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严密的、足以整合中国力量的“组织技术”。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这纸宣言像是一份迟到的婚约，标志着“联俄容共”政策的正式启航。孙中山在信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如果说孙中山提供了革命的灵魂，那么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鲍罗廷则提供了“骨架”。这位深谙组织艺术的俄国人，在广州的酷热中，手把手地将国民党从一个松散的精英俱乐部，改造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革命机器。他不仅是政治顾问，更是某种意义上的“影子总理”。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也在做着“画像”式的人事博弈。据档案记载，鲍罗廷曾对国民党领袖进行过辛辣的考评。他认为胡汉民“太硬”，难以作为苏俄意志的执行者；戴季陶“太软”，在意识形态上摇摆不定。最终，苏方选择了更具合作姿态的汪精卫，以及当时表现得极具革命锐气的蒋介石。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这段关系的巅峰。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国民党确立了“党在军队之上”的原则。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黄埔军校的建立。当第一批身着土黄色军装、背着俄制步枪的黄埔学生在校场集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拥有“主义”武装的政党军队诞生了。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彻底引爆了内部积累的火药桶。廖作为“联俄”的最坚定支持者，其死因至今迷雾重重。然而，事件的结果却极具导向性：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排挤了元老胡汉民。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搜查了胡氏兄弟的住宅。尽管胡汉民极力分辩，最终仍被冠以“政治责任”，被逐往莫斯科“考察”。此举之后，国民党的权力重心彻底向更具行动力的蒋介石倾斜。

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关系已至临界。此时，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急于在中国取得一场彻底的胜利。1927年5月底，斯大林向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了改变历史的“五月电报”。

这封指令极其激进：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彻底改组国民党中央、组建由中共直接指挥的军队，并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将领。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争取汪精卫，他于1927年6月1日在武汉私下将电报原件展示给了汪。汪精卫看后如遭雷击。他意识到，共产国际并非想支持国民党，而是要将其作为“柠檬”挤干后抛弃。这封意外曝光的电报，成了压死盟约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

随着鲍罗廷在1927年秋天凄凉地跨越千里戈壁返回俄国，那股赤色季风在华夏大地上终于宣告平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本亲如兄弟的国共两党走上了长达十年的血色对峙。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这段往事，是民国史上一段极其复杂的“实验”。正如后来史家所察，国家利益始终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尺度。当主义的激情撞上国家利益的铁壁，决裂便成了必然。

回首这段往事，它不仅记录了政党的角力，更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在寻找独立出路时的剧痛。在《民国风物志》的余韵中，这段往事依然在提醒后人：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任何借来的力量，终究都要付出代价。季风虽散，其余波至今仍回响在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