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北京协和医院。
53岁的梁启超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脸色苍白。几天前，这位中国思想界的泰斗被推进了手术室，目的是切除那个长期导致他尿血的右肾。
但手术后，尿血的症状并没有消失。护士在检查切除物时发现，那颗被割掉的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瘤，只有一点轻微的黑点。更糟糕的消息传来了：医生可能判断失误，甚至有传言说，这所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西医医院，发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割错了肾”。
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时正值“中西医之争”的白热化阶段。守旧派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报纸上疯狂攻击西医，攻击科学，嘲笑梁启超是“迷信西医的牺牲品”。
身体极度虚弱的梁启超，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强撑着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不仅没有责怪医生，反而为协和医院辩护：“诊断在医学上本是难事……右肾确实有病，切除并非无名。”他甚至压下了家人想要起诉医院的怒火。
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不是怕死，他是怕因为自己的个案，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科学刚刚萌芽，如果因为我而让国人对科学失去信心，那我的罪过就太大了。”
这就是梁启超。为了那个名为“现代中国”的理想，他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誉，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一颗肾。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在他死后，政敌骂他“流质易变”，像水一样没有定性。
的确，翻开梁启超的履历，你会看到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
戊戌变法时，他是激进的改良派，跟着康有为要在清朝体制内搞君主立宪；
清亡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共和派，甚至为了维护共和，不惜与恩师康有为决裂；
袁世凯称帝前，他是袁的司法总长；袁世凯一称帝，他马上策动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成了反袁旗手。
他似乎永远站在胜利者的对立面，永远在推翻昨天的自己。
但如果我们剥离表象，会发现他变幻莫测的政治立场背后，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核：爱国。
“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这句名言不仅是他的自辩，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痛楚。在那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现成的路。所有的主义——立宪、共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舶来品。梁启超就像一个神农尝百草的实验者，他用自己的一生去试错。发现路走不通了，他就毫不犹豫地回头，哪怕背负“善变”的骂名，也要为中国寻找下一个出口。
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作为政治家，梁启超是失败的。他缺乏权谋，太容易相信人（比如被袁世凯利用），在段祺瑞内阁里也无所作为。
但作为启蒙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民国初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胡适、陈独秀，虽然他们的政治光谱截然不同，但他们年轻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梁启超的读者。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新民体”。在此之前，中国文人写文章讲究“桐城义法”，佶屈聱牙，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梁启超打破了这一切。他的文章笔端常带感情，纵横捭阖，明白晓畅，像火一样点燃了青年的心。
他在《新民说》中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没有“新民”。他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西方的自由、权利、进取精神。他发明或普及了大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词汇：经济、组织、干部、宗教、哲学、民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中国人的大脑，是由梁启超用墨水重塑的。他在天津的“饮冰室”里，那支笔发出的声音，比军阀手里十万支毛瑟枪还要响亮。
历史的余音：未完成的启蒙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他死得很早，只有56岁。他没有看到后来更为惨烈的抗日战争，也没有看到国共的终极对决。
他的晚年是寂寞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激进的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开始占据舞台中央，梁启超那一套温和的、改良的“新民”思想，渐渐被青年人视为落伍。他从时代的领航者，变成了被时代抛在沙滩上的旧船。
但他没有怨言。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他安安静静地做起了学问，培养了最后一代国学大师。
梁启超的一生，是一场伟大的失败。他想建立的宪政中国没有实现，他想塑造的“新民”也还在泥潭中挣扎。但他点亮的那盏灯，却从未熄灭。他是民国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而注定要承受被啄食内脏的痛苦。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聪慧，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
参与“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开启民智。
民国成立，结束流亡回国。组建进步党，并在随后加入袁世凯政府任司法总长。
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学生蔡锷在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
作为巴黎和会观察员，第一时间将列强出卖中国权益的消息发回国内，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
1月19日病逝于北京。葬于香山卧佛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