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栋花园洋房内，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
32岁的刘鸿生陷在真皮沙发里，手里把玩着一盒火柴。那是瑞典制造的“凤凰牌”，盒面上印着精致的烫金图案，划一下，“哧”的一声，火苗窜得又高又稳，没有一点硫磺的臭味。
此时的他，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作为英国开平矿务局的买办，他垄断了长江流域的煤炭运输。他住着洋房，出入有汽车，能说一口流利的牛津英语，甚至他的孩子们在家也只说英文。在旁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高等华人”。
但今天，他的心情糟透了。就在晚餐桌上，他那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儿子突然问了一句：“爸爸，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连一根火柴都造不出来？同学们都说中国是‘东亚病夫’，只会用洋货。”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抽在刘鸿生脸上。
他看着手里那根燃烧的瑞典火柴，火光映照着他那张保养得宜的脸。突然，他手指一用力，“啪”的一声，火柴断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感涌上心头。那是作为买办阶层特有的虚无感——你再有钱，也不过是替洋人数钱的账房先生。
那一夜，刘鸿生彻夜未眠。天亮时，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生意伙伴都觉得疯了的决定：他不当买办了，他要造中国人自己的火柴。
买办的觉醒
刘鸿生的转型，是宁波帮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宁波商人擅长的是“流通领域”——搞航运、开钱庄、做买办。而办实业，是“抬轿子”，投入大，回本慢，还要面对外国资本的疯狂绞杀。
“鸿生，你这是何苦？舒舒服服的买办不做，去干那种满身煤灰的苦力活？”朋友们都劝他。
但他看到了更深层的危机。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单纯的贸易买办地位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让他意识到：没有实业的富强，是伪富强。
他创办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这不仅是生意，更是一场战争。
他的对手是号称“世界火柴大王”的瑞典人克鲁格。瑞典人发起了残酷的价格战：他们在上海的售价，低于在瑞典本土的生产成本。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倾销。
刘鸿生没有退缩。他拿出了他在煤炭生意上赚的所有积蓄，像填无底洞一样填进火柴厂。他高薪聘请留美化学博士改进配方，解决了国产火柴受潮熄灭的难题。苦撑三年后，他终于挺过来了。
当第一批印着“美丽牌”商标的国产火柴铺满上海滩时，刘鸿生完成了个人的蜕变。他不再是那个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寄生者，他成了一个拥有独立脊梁的实业家。
企业大王的焦虑
火柴只是开始。刘鸿生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像八爪鱼一样渗透进了中国工业的各个角落。
他创办了**上海水泥公司**（象牌水泥），打破了日本水泥的垄断；他创办了**章华毛纺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精纺毛呢；他还涉足码头、搪瓷、银行、保险。鼎盛时期，他名下的企业多达70余家，横跨轻重工业，被誉为中国的“企业大王”。
但他并不快乐。他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的。
作为民族资本家，他就像夹在磨盘里的豆子。对外，要抗击日货倾销；对内，要应付国民党政府无穷无尽的勒索和苛捐杂税。
“政府把我们当猪养，肥了就宰。洋人把我们当草割，长高了就除。我们在夹缝里求生存，每一分钱都是血汗。”
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不让资产落入日本人手中，他忍痛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厂化为废墟。他那艘引以为傲的客轮，被迫凿沉在长江航道以阻挡日舰。
他带着家人避走香港、重庆。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大王，在大后方看着破碎的山河，常常老泪纵横：“我只是一堆煤，在时代的炉火中燃烧。烧完了，也就完了。”
历史的余音：留下的理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
作为全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刘鸿生面临着最后的抉择：去台湾？去香港？还是留下？
他选择了留下。
有人说他是投机，有人说他是无奈。但也许，对于一个真正的实业家来说，理由只有一个：工厂在哪里，根就在哪里。
他无法像金融家那样带着金条一走了之，因为他的魂，早已铸进了那些机器的钢铁里，融进了那些产品的火光中。他是那个时代的燃灯者，燃尽了自己，试图照亮中国工业的一角。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早年入读圣约翰大学。
任开平矿务局买办，后独家代理开平煤炭在沪业务，成为“煤炭大王”。
转向实业，创办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成为“企业大王”。
抗战爆发，积极组织工厂内迁。未及内迁的工厂多被日军炸毁或侵占。
拒绝撤往台湾，留在上海。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在公私合营中病逝于上海，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