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街杂志

梅贻琦有个外号叫“寡言君子”。他在会议上极少发言，总是静静地听教授们争吵。

无论教授们吵得多么面红耳赤，他都神色不动。等到大家吵累了，看向他时，他才会慢条斯理地说一句：“既然大家都觉得这样好，那我就…吾从众（我听大家的）。”

这看起来像是没主见，但这恰恰是最高明的管理。在那个大师云集、个个心高气傲的清华园，任何强权都会被顶回去。只有梅贻琦这种“无为而治”，给了教授们最大的尊重和自由。

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性格迥异的大师，之所以能在清华安身立命，就是因为上面有一把可以遮风挡雨、却从不乱指挥的“大伞”——梅贻琦。

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

名义上，联大有三位常委（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但实际上，管事的只有梅贻琦一人。因为另外两位校长知道：“梅月涵（梅贻琦字）办事稳妥，我们放心。”

那是极其艰难的八年。在昆明的雨季里，教室的铁皮顶被雨点砸得叮当响，教授们就在雨声中讲相对论、讲红楼梦。

梅贻琦作为校长，没有专车，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补贴家用，他的夫人韩永华（曾是天津名媛）甚至要在街头摆摊卖“定胜糕”。

但即便如此，梅贻琦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定力。当教育部企图控制联大的课程设置时，他硬顶了回去。他说：“大学有大学的尊严，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 正是这种硬骨头，造就了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梅贻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最终，他选择了离开。

他离开的原因很纯粹：他手里握着巨额的“庚子赔款退款基金”。他认为这笔钱是清华的命脉，必须保护好，不能交给任何政权，只能用于教育。

他带着这笔巨款去了美国，後來又去了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在台湾，他掌握着数千万美元的基金，但他自己却过着极度清贫的生活。

1962年，梅贻琦在台北病逝。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包。打开一看，所有人都哭了。

包里没有金条，没有存折，只有一本账本。里面一笔一笔地记录着清华基金的每一分钱的去向，分毫不差。而他自己，因为没钱治病，住院费还是校友们凑的。

他守住了清华的钱，也守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