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从诞生之初就在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艰难求生。一战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带来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1914年到1920年代，纺织厂、面粉厂和其他轻工业有了显著的增长，被称为中国工业史黄金年代。进入30年代，现代经济制度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现代化都市。1935年中国政府以1亿美元的准备金，启动了纸币制度（法币）在充裕的外汇储备支持下，汇率得以保持稳定，法币的可兑换性得以实现，增强了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国际贸易也开始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1936年公布 “五五宪草” ，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尽管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例如四大国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分，导致民国时期金融腐败和动荡，沿海沿江开放城市和内地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但毫无疑问地说，抗战以前中国已经走上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之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一过程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错过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导致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经济观念始终比较薄弱，其造成损失绝不是事后赔点款所能弥补的。

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以后直至1928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引入了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制度——国会，但实际权力都在各路军阀手里，政治生态十分黑暗。民初的宪政失败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政治人物内心里并没有政治道德标准，自己在台下时要民主，自己上台要专制。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像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也很安全。民国时期的政治逻辑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彼时中国形成一个民主的多党制的宪政国家可能性很小。落后和混乱的政治秩序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和精英对自发的现代化社会不抱有希望，而是选择了政府主导的模式“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至于这种方式建立的现代化国家有哪些问题，人们可能来不及深入思考。这是1949年以后政治格局的重要现实原因。

在社会文化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主要诉求不同。回顾民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难看出中国是在失败感、屈辱感中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和那些现代化以前经历上百年市场经济积累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薄弱，时间上很仓促，心态上很迫切。内忧外患之下对国家强大、民族独立的需要超越了对个体自由、平等的需要，这与欧美主要诉求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区别明显。二是长期的农业社会和封建等级社会形成的威权的经验主义文化观念与基于自由、民主、平等的基于规则的理性文化之间的冲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尽管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的元素，但并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远不足以支持指导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哲学让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保持着谨慎却开放的态度，西学只要实用，国人接纳起来并不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适应外来文化的内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乏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但关注点是社会精英。梁启超在《新民说》里面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第一次把国家富强与民众的启蒙联系起来，可算中国现代化的启蒙。随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显著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空间，使之与现代化进程相容。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促进了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1945年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结束了百余年的屈辱史，已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尽管积贫积弱，和发达国家比还很落后，但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现代化社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是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将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