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 01 灰色的都城：汪伪1940
1940年3月30日，南京城笼罩在一种尴尬而诡异的气氛中。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
依然是青天白日旗，但旗帜上方多了一根黄色的三角布条，写着“和平反共建国”。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在被日军屠杀过的土地上，一个新的政权试图粉饰太平。那些在《首都计划》中建成的宏伟部委大楼，如今换了主人。
这是一座“灰色的城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来说，不仅要面对日本宪兵的刺刀，还要面对复杂的身份认同。颐和路公馆区重新亮起了灯，出入的是周佛海、陈公博这样的“新贵”。他们穿着最考究的西装，却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心中不安，如坐针毡。”他们虽然手握大权，却深知自己是历史的罪人，也是多方势力的猎物。他们一方面要讨好日本人，另一方面又在暗中与重庆方面眉来眼去，试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种极度的分裂与焦虑，构成了汪伪政权最底层的心理色调。
FILE 02 潜伏者：毒酒与玫瑰
在汪伪政权、日本军部和各路投机者之间，活跃着第三种力量——军统（Juntong）。此时的南京，戴笠的特工们无处不在。
军统密档：总领事馆毒酒案
1939年6月的一个夏夜，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灯火通明。总领事堀公一正在宴请日本外务省次长。宴会高潮时，一名叫詹长麟的仆役端上了陈年绍兴酒。他神色平静，但在端酒前，他已将剧毒的氰化钾混入酒坛。
几分钟后，大厅大乱。两名外交官当场毙命，总领事重伤。詹长麟在混乱中从容撤离。这起案件震惊了东京，它向世人宣告：即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核心区域，重庆的利剑依然悬在侵略者的头顶。
除了刺客，还有像“五重间谍”袁殊这样的传奇人物。他拥有军统、中统、青帮、日伪和中共五重身份，在南京的社交场上游刃有余。他住在颐和路，开着汽车，出入于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精卫的公馆。他利用这种独特的身份，获取了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南下等改变世界进程的核心情报。在这些隐蔽战线上，没有硝烟，只有无声的电波和藏在纽扣里的毒药。
FILE 03 1945：五子登科的劫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南京市民涌上街头，他们以为苦难终于结束，迎来的却是另一场荒诞剧。
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从重庆飞抵南京。他们关心的不是重建秩序，而是“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曾经的沦陷区资产被视为战利品，无数民族资本家仅仅因为在沦陷区维持经营，就被打成“汉奸”，家产被没收。著名的“朝天宫仓库”里堆满了被查抄的古董字画，最后大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劫收”。这一行为迅速消耗了国民政府的政治信誉。南京城内的物价飞涨，法币如废纸。曾经对“中央军”翘首以盼的南京人，眼神从热切变成了失望，最后变成了愤怒。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 1946年流行于南京街头的民谣
FILE 04 1949：最后的撤退
1949年4月，长江北岸的炮声已清晰可闻。南京城再次面临命运的转折。这一次，没有了1937年的惨烈屠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大厦将倾的仓皇。
总统府（原国民政府大楼）里，代总统李宗仁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在这最后的时刻，国民党内部依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下关码头和明故宫机场挤满了撤退的军车和装满黄金、档案的轮船与飞机。富商们变卖房产，换成美元或金条，试图挤上最后一张去台湾或香港的船票。
4月23日深夜，最后一批国民党守军撤离。他们炸毁了刚刚建成的下关火车站，火光映红了南京的夜空。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总统府门楼上时，几名解放军战士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铁门。那一刻，这扇见证了天国兴衰、民国沉浮的大门，终于缓缓合上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尾声：梧桐树下的秘密
如今，走在南京颐和路公馆区，那些黄墙黑瓦的小洋楼依然静谧。它们大多变成了军事机关或高干住宅，依然保持着某种神秘感。
南京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完美，而在于它的复杂。它是“六朝古都”，也是“悲情之城”，更是“间谍之都”。那些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藏着太多关于背叛、忠诚、野心与幻灭的故事。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见过这三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