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110万平方米展厅中各种前所未有的发明、创新为全世界的人们展示着一个美妙的、梦幻般的未来。代表当时最高建筑工艺和审美标准的埃菲尔铁塔至今耸立在塞纳河边，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打卡景点。19世纪人类已经进入电气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远超此前的任何时代，一个世纪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超越了此前千百年的总和。人们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憧憬着一个和平、繁荣的现代化的百年。然而，20世纪还没走到一半就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大屠杀和冷战。自由民族博爱，理性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竟然如此野蛮，人们开始反思。
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派一面宣扬人权，一面在没有任何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处死国王；一面在宪法中强调人民主权、民主自由，一面实行恐怖统治，血腥镇压政敌，罗伯斯庇尔甚至自豪地宣称自己实行的是“自由专制”。他的墓志铭这样写：路过的人们不要为我悲伤，如果我还活着，你们谁都活不了。也许现代化之初那些自认为代表了理性的人已经埋下了非理性的种子。
20世纪纳粹德国上演了另一种现代社会的悲剧。史书把希特勒上台说成窃取，其实过程完全合法，即非窃取，也非暴力。希特勒上台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一战失败及近乎疯狂的赔偿责任使得全体德国人面临巨大的失败感和屈辱感，社会需要强大，希特勒提出来的“让德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迎合了这种心理。二是纳粹国家机器利用了群体心理对领袖人格的盲从，把希特勒塑造成一个极具个人魅力，能够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幸福道路的“德国的救世主和导师”。三是希特勒上台伊始比美国罗斯福还早一步推行了凯恩斯主义——“莱茵哈特行动计划”（Operation Reinhardt），改造工厂，翻新城市，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以此提供就业机会，带动房地产市场恢复。在中央主导的投资刺激下，德国的经济迅速走出低谷，失业率大幅下降，人们的温饱得到保证。到1938年时，希特勒的声望如日中天。普通民众不知道的是，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其实一直在玩一个难以持久的把戏，这个把戏成就了希特勒政治生涯前半程的辉煌，最终也推着他跳进了火坑。1937年经济危机再次袭来，德国经济很快就暴露出严重问题，经济面临崩溃。戏演不下去了，纳粹德国开始掠夺。1938年的“水晶之夜”，纳粹德国组织暴徒袭击了全国的犹太教堂，随后指责犹太人发动暴乱，罚款10亿马克。莱因哈特计划的总预算才5亿马克。掠夺后谎言无以为继，遂演变为大屠杀。犹太人是德国乃至欧洲工商业的翘楚，大屠杀根本目的是掠夺，掠夺的目的是掩盖德国经济失败的真相。掠夺犹太人还不够，1939年起走上军事掠夺之路，从此走向不归路。
从罗伯斯皮尔到希特勒，领袖们攫取了那么大的权力，做了那么多暴行，造成了那么多的灾难。他们作恶的时候，人民的理性在哪里？当罗伯斯皮尔说“我就是人民”，当希特勒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多面天才，具有英勇的、几乎超人的品质时，灾难的乌云已经在天边升起。人类可以运用理性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度，甚至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国家运用权力可以改写宪法，改变政体，改组政府机构，甚至可以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永远无法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因为这些东西只能由社会自发产生，而不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来产生。波普尔说，人类所有建设天堂的努力，结果收获的都是地狱。这可能是20世纪历史留下的最深刻教训。
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将人们带进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哈耶克把这种独断称为“理性的自负”。面对理性主义的不足，人们转向经验主义。英国是经验主义的大本营，休谟、洛克、亚当斯密这些现代社会以前的名字，以及晚近的罗素、波普尔，为批判理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
和现代社会以自我意识为起点一样，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个性化、思想多元化为标志的自我意识。现代社会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依赖的是高度社会分工，全社会仿佛是一部高效运转的大机器。人被物化为具备某种功能的生产工具，个人的人格品质、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等与功能无关的要素都被忽略，人生活在“现代的铁笼”中。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960-1970年代西方出现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就是社会心理的外化，摇滚乐、吸毒、性自由、堕胎、裸奔这些激进的运动是那个时代的标签（注：所谓激进，只是当时的标准，很多行为在当下已经司空见惯了）。当下反主流文化运动影响虽然比高峰期淡化了很多，但仍然是欧美政界的热门话题。
美国一位出身犹太裔的音乐世家友人送给我一套珍藏级的美国音乐CD，涵盖了1930-2000年以来各个时代的经典音乐。这套CD就是美国音乐史。1950年以前，美国流行音乐以蓝调、爵士、民谣为主，韵律感很强，歌词基本上是简单的抒情，甚至一句baby I love you 从头唱到尾。进入1960-1970年代开始，音乐风格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出现了宣泄感极强的摇滚乐，而且其他音乐也从花间月下变为反思社会。1964年代的Sound of Silence 是60年代流行乐的代表。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1970年代另一首不朽的流行乐Hotel California 问世，歌词同样带着迷茫困惑。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Spirit 一语双关，表面上说的是烈酒，实际是1960年代以来的自由精神。
写这篇文章时，97岁的波兰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他的一生都在不屈服于某种意识形态中度过。当新闻不自由，文学就成了表达的窗口。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不是昆德拉的发明，却因为他而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代表了20世纪以来文学领域对社会理性的反思。他享誉世界，在那些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新闻不自由的国家，收获了更多的认同。昆德拉的文学成就足以超越很多诺奖得主，也许因为他所涉及的敏感话题，始终与诺奖擦肩而过。写这段文字时，北岛的名字一次次在我眼前浮现。
1933-1973这40年时间里，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成功，人们自认为找到了驾驭经济的方法。1973年中东油价暴涨了3倍，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代，社会危机堪比1929年。人在复杂的社会面前承认了自身的渺小，认知的有限。曾经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圭臬的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回归尊重经济规律和自发秩序的新自由主义。1974年新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理念转向的风向标。后现代社会的经济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撒切尔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里根和总设计师一样都是举重若轻能够看到问题本质的人，知道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19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理论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了滞胀时代，为世界经济重新注入了乐观、自由的元素，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但此时的乐观、自由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与一个世纪前现代社会的绝对理性有显著区别。
从绝对理性迈入有限理性时代看似一小步的变化，人类社会却用了百年的时间和沉重的代价。鲁迅说，在中国，改变太难了，挪张桌子都要流血的。面对改变，全世界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