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沪宁车站）。
晚风微凉，站台上人头攒动。31岁的宋教仁身穿浅色西装，神采飞扬。他刚刚在国会选举中带领国民党大获全胜，正准备乘火车前往北京，去组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并极有可能出任国务总理。
在他眼中，那个古老的、专制的中国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法治的、议会制的中国正在他的脚下展开。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如何在国会里通过辩论来制约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黄兴、于右任等人前来送行。宋教仁微笑着向送行的人群挥手，那是胜利者的微笑，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微笑。
突然，“砰、砰、砰”三声枪响。
宋教仁感到腰部一阵剧痛，身子一晃，倒在了身旁的铁栅栏上。他捂着流血的腹部，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难以置信的惊愕。
“我痛……我痛……”他呻吟着。
这三颗子弹，不仅击穿了宋教仁的肾脏，也击穿了中华民国脆弱的宪政梦。那个夜晚，中国政治的逻辑从“数人头”瞬间退回到了“砍人头”。火车站的血迹，成为了民国历史上永远无法擦去的污点。
天才的政治设计师
在同盟会的众多革命家中，宋教仁是个异类。
别人擅长搞暴动、扔炸弹，他擅长搞法理、写条文。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大量西方宪法著作，是当时中国极其稀缺的宪政专家。
孙中山是革命的精神领袖，黄兴是革命的军事统帅，而宋教仁，则是革命的“总工程师”。
民国成立后，面对拥有强大军权的袁世凯，宋教仁没有选择对抗，而是选择了“驯服”。他想用一根叫“责任内阁制”的绳子，套住袁世凯这头猛虎。
他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并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争取选票。他的演讲不像孙中山那样充满激情和口号，而是充满了逻辑和数据。他告诉人们，为什么内阁必须对国会负责，为什么总统不能独裁。
他成功了。在1913年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获得了压倒性多数。如果按照游戏规则，宋教仁组阁已是板上钉钉。
但他太天真了。他以为袁世凯会像华盛顿一样遵守规则，他忘了袁世凯手里握着的是北洋六镇的精锐之师。
书生的误判
宋教仁的死，死于他的自信，也死于他的轻敌。
在遇刺前，有人曾警告他，袁世凯可能会对他下手，建议他从水路走，或者带上卫队。宋教仁一笑置之：“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敢怎样？我们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这是他至死都深信不疑的四个字。
在医院抢救时，他忍着剧痛，口授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电。在电报中，他依然尊称袁世凯为“大总统”，并恳请袁世凯“保障民权，确实宪政”。
这封遗电读来令人心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试图用法律和道德去感化凶手。他像一个高明的棋手，算准了每一步棋局，却没想到对手直接掀翻了棋盘，拔出了手枪。
“今以三弹谢天下……死无余憾，唯愿国家安宁，民权伸张。”
历史的余音：暴力的轮回
宋教仁死后两天，他年仅32岁。
凶手虽然抓到了，幕后黑手直指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袁世凯本人，但法律程序很快陷入停滞。随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企图用武力讨袁。
宋教仁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政治脱离了议会斗争的轨道，滑向了武力解决的深渊。从此，枪杆子成了唯一的通行证。
如果宋教仁不死，民国会怎样？这是一个诱人的历史假设。也许中国会走上一条渐进改良的道路？也许内战可以避免？
但他死了。他的死，是民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滴血，也是最沉重的一滴血。它宣告了“书生救国”的破产，也预示了接下来几十年里，这片土地将要经历的血雨腥风。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湖南桃源。号渔父。
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事败流亡日本。
参与成立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潜心研究各国宪法。
中华民国成立，任法制院院长。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
带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取得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准备组阁。
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22日凌晨伤重不治身亡，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