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因是美国缺乏安全感

美国第一是美国很普遍的社会心态，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如果美国说自己第二没有哪个国家好意思去做第一。如果追问一下，那谁是第二呢？有一种回答：没有第二。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美国思维。没有第二的意思是美国不需要和其他人商量。美国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事实至少七八十年，这期间经历了冷战、美苏争霸、韩战、越战、日本崛起、欧盟崛起、中国崛起、恐怖主义等重要历史事件，美国一路走过来，也许吃相不太好看，但都吃饱了。其他对手要么倒下了，要么臣服了，只有美国依然强大。三国赤壁之战前夕，曹操83万大军压境要一举吞并江东，孙权说：曹操平生所怕的对手，袁绍、吕布、刘表、袁术、刘备和我而已。如今其他人都灭了，只剩下刘备和我。这是孙刘联合抗曹的重要心理因素。资历就是自信。

一个国家缺乏安全感而让世界缺乏安全感，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如果这个国家是世界的老大，那一切都变得符合逻辑。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如果情商很高，那大家工作起来容易心情舒畅，如果换了一个有情感缺陷道德缺陷的领导，那大家的好日子可能就到头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差不多和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把关系都搞得很紧张。上台就废了TPP，给日本一个下马威，让这个跟班小弟服服帖帖，不做他想。和好基友加拿大翻脸，早已忘记伊朗人质危机是这个伟大邻居帮着美国人逃出德黑兰。把G7峰会开成G6+1峰会，也是历任美国总统以来的创举。默克尔凝视特朗普的照片可以这样注释：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和三观一致的美日欧伙伴都搞得鸡飞狗跳，和素来看得不顺眼的中国关系也就可想而知。至于没有和其他国家闹翻，甚至表面上还不错，因为那些弹丸小国实在不值一哂。

2、因为有了不一样的中国

在美国有一种认识，最危险的敌人是价值观不同又缺乏沟通渠道的人。在所有价值观里，《独立宣言》提出的尊重生命、财产、追求幸福的自由是一切价值观的基础，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法治思想（法治思想的根本是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自由市场经济是成熟国家基本治国理念。源于1640年代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当代国与国之间契约关系的历史起点，在那以前，国家之间谈不到手段的正义，惨痛的教训让各国认识到，国家之间需要契约精神。如果回顾一下欧洲历史，会发现国家之间的条约的约束性远超国人想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似乎合理化了一切行为，但实际上，反复无常的国家没有永恒的利益。

在立国理念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方面，中国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这里不对这种选择进行评价，但至少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三观不合又缺乏沟通渠道的人是最危险的对手。中美之间是有对话的，但经常是各说各话，用外交辞令表述是”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中美之间虽然经历过战争，但要说战争的世仇，美日是非常深的。日本真正成为美国放心的小伙伴，是麦克阿瑟改革以后，日本从政治和治国理念上走上了西方模式。我在日本学习时日本一位专家说，感谢美国对我们的战后改革，让日本远离军国主义危害，也远离战争危险。韩美的关系也是如此。国人分析美日韩关系时，容易集中在利益层面而忽视三方立国思想的共同基础。

中美缺乏治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共同的价值观，美国对中国的不安全感隐含在内心的深处。

3、开战非一日之寒

中美价值观的不一致由来已久，但历史上也经历了非常愉快的合作时期。毕竟在大国关系上，共同利益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价值观是动态的，过去发生的事未必发生在将来。美国选择和朝鲜对话，并不是对他们过去的认可，而是对未来的乐观判断。预期是影响未来行为的重要因素。

建国以来，中国关系第一次高潮是1979年总设计师访美，那时候带来了19个重大中美科技合作项目，美国主动追加了一个管理培训项目，这个管理项目是今天中国MBA的摇篮。美国当时愿意支持中国，是因为中国决定实施开放的、市场化的改革，这正是美国期待的价值观。10年后因为某些原因中美关系出现大倒退，甚至出现了制裁，有些领域的制裁持续至今。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确立了市场经济路线，中美关系再次紧密起来。这次变化也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符合了美国对中国的价值期待。中美关系的第三次发展是入世议定书的签订。这次谈判真真正正的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很多人抱怨入世议定书条款吃亏了，”卖国了“，这其实相当无知。看一下中国经济社会指标，入世近20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当时美国同意中国入世，是以为中国会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为价值预期的。把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纳入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对话机制，是美国的战略优先选择。《圣经》说，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造通到天堂的塔，就开始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也许是语言的原因，也许是其他，中美围绕入世议定书争论了很多。入世议定书规划了很多美好的前景，但是17年后大家回顾过去，发现双方的感受大不相同。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

网上有种说法很流行，说中美贸易纠纷是因为中国没有全面履行入世议定书。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履行了入世议定书的，入世以来，中国经贸便利化程度极大提升，开放领域也是前所未有。但各国都有自己的实情，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只是对履行的理解有所差异而已。

美国对中国入世以后的忧虑不是今天才有。美国认为中国保护了保护的市场，得到了想得到的市场，WTO规则形同虚设。奥巴马时代大力推动的TPP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是全新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协定，如果两个协定都生效会让中国入世成果一夜回到解放前。

美国为什么不在WTO框架内解决问题而选择另立炉灶？一个是WTO的议事规则决定了搅局非常容易而达成一致很难。190多个国家要达成全面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二是WTO的贸易保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效率很低，美国完全找不到主导规则的感觉。美国在军事行动上很少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而是想干就干，这是因为美国在安理会很难得到授权。无论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还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都是想寻找一个真正能解决美国想解决的问题的机制。只不过特朗普更简单直接一些。

4、终战非一日之功

中国需要做几方面的反思和调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起点，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雁型模式，也就是日本首先起飞，带动经济次一级的韩国、台湾经济起飞，然后是经济再次一级的中国经济起飞，再后是经济再次一级的其他经济体起飞。在雁型模式中，后发国家不需要太多的创造，只要效仿前面国家的模式即可。我们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东亚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产业政策，通过扭曲国内经济关系（核心是价格关系和要素供给体质）实现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贸易保护政策和出口加工业，实现经济发展。这种模式一方面保护自己市场，一方面利用他国市场，会让别的国家感觉到不公平竞争。对于韩国、越南这样的小国经济，可能还能忍受，但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大国经济，别国是很难容忍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其实日美之间都发生过，原因也是大同小异。其实质就是中日选择了相同的发展模式。

二是国有经济地位。中美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国有经济地位问题。其实核心不是所有制问题，政府主导经济导致的不公平才是核心问题。在市场规则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国有经济成为政府左右市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只要国有经济存在，特别是在竞争领域存在，理论上就有政府左右市场行为的可能。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500强几乎成了中国国企排名表，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的担忧。美国在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时，国企以及享受国家补贴的其他企业往往是第一轮就被叫停的。因为美国认为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有太多暧昧，太多隐患。

这次贸易纠纷也许会导致国家实施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深度不信任。

三是重商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只想出口不想进口的主义。这种简单而幼稚的思想在亚当斯密时代就被批驳，但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今天仍然大有人在。看到多少有人为我们的外汇储备欢呼就知道多少人在拥护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往往和贸易保护主义结合到一起，否则难以实现多出少进的目标。保护主义之所以不值得提倡，并不是说保护主义完全没用，而是实际上的保护主义只是保护了落后的产业和利益群体的利益，牺牲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这个话题只能说到这里。

这一轮贸易战，也许会有更多的进口政策实惠落地。

四是开放经济思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你做的不好，别人会离开你。你做的不好，会被人取而代之。中国是当代开放经济最大的受益者，享受着开放经济的利益，却缺乏开放经济思维，这是很多事遇到麻烦的思想根源。开放经济是对等互惠的关系，如果只想着自己好事，而有意无意忽视对方的利益诉求，最终也很难维系自身的利益。萝卜不能两头切，否则会削到自己的手。开放经济是制度效率的竞争，而不再是微观企业的竞争。外资的减少甚至流出，中资企业的外迁，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优势弱化的表现。税负、房价的高低都不再一国自己的事。

这一轮贸易战，也许在减税、控制房价、提高市场透明度方面多一些行动。

五是政策传达出来的理念。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信力，在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美国关税措施刚刚出台，人民币汇率应声而跌，似乎在警告纸老虎，但这有违于我们一再声称的汇率市场决定的形象。某些国家在政治上做了不正确的事，在他们出口的香蕉和三文鱼里面立刻发现了害虫和传染病，这有害于贸易管理部门客观公正的形象。总设计师说，遇到问题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些理念都体现在我们的政策里。

5、一切都会过去

中美贸易战早已超越经济关系，关税措施都只是象征意义。在没有碰到痛处以前，双方都想秀一秀肌肉，打得疼了，就会坐下来谈。看起来没有出路，也许路转溪头忽现。对中国来说，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革，通过政策释放出一些实质性改革的信号，说明中美理念还有很好的共同基础，是终止贸易战的关键。贸易战没有赢家，因为双方都会斗狠；贸易战没有输家，因为迟早都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