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美国1880-192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和大萧条教训，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寻求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加速了福利主义国家和左翼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然而，福利主义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凸显：过度干预导致市场低效，高福利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滋生惰性，“白左”思潮加剧社会撕裂，部分左翼思想趋于保守僵化。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也可能损害个人自由。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福利主义模式下的“高成本”劣势愈发明显。国家间的竞争演变为“公共服务成本”的比拼，美国的高福利、高税收和严格监管使其在这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逐底竞争”的风险、产业链重构的挑战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都使得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更加严峻。为应对挑战，美国亟需在社会保障、经济效率和政府监管间寻求新的平衡，这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减税党”的“小政府”理念在西方源远流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奠定了其理论基础。但真正将“减税”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付诸实践的，是哈耶克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撒切尔夫人。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困境，撒切尔在英国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降低税收等一系列改革，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里根总统在美国实施了相似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虽不乏争议，但刺激了经济增长，并以“里根主义”之名，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减税容易，但如何维持公共服务水平，如何平衡财政收支？这是摆在所有“减税党”面前的难题，也是区分政策优劣的关键。

马斯克的成功，或许为“减税党”的困境提供了一线希望。马斯克之所以能在特斯拉、SpaceX、星链以及X（原Twitter）等多个领域取得颠覆性创新，与其独特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密不可分。无论是特斯拉对汽车结构的重新设计，还是SpaceX对火箭技术的革新，都体现了对成本效益的极致追求和对传统模式的彻底反思。马斯克在X平台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彰显了其提升效率、消除冗余的决心。这种“从底层逻辑出发”的思维方式，正是改革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键。联邦政府机构庞杂、盘根错节，常规改革往往浮于表面。唯有具备马斯克那种洞察本质、敢于颠覆的魄力，才有可能真正触动并重塑联邦政府。然而，即便如此，考虑到联邦政府的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成功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