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经济政策逻辑

第一章：贸易保护主义的陷阱

贸易政策：既要又要的两难

贸易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实现了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无论是宋辽边境的榷场，还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亦或是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大航海时代”，贸易都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演，深刻影响着文明的进程，也默默见证着帝国的兴衰。

自由贸易的本质在于互利共赢。通过交换各自擅长生产的商品，参与贸易的各方都能各取所需，从中获益。然而，对贸易的限制和排斥，也如沉疴旧疾，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

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和儒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小农经济的考虑，普遍持有“重农抑商”的观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更是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向了顶峰，也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贸易“官府主导，民间受限”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不缺智慧的眼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民间商业活动的生动描写，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推崇，正是源于他对盐铁官营等政策的深刻反思。

如果说中国古代对贸易的限制更多是出于内部治理的需要，那么，对世界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16世纪以来在欧洲兴起的重商主义。彼时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民族国家崛起，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无论是发展经济、扩张势力，还是发动战争，都离不开金银等硬通货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凡是有助于增加金银收入的经济活动（如出口）都应该鼓励，凡是导致金银流出的经济活动（如进口）都应该限制。国家应该通过关税、补贴等手段，积极干预贸易，以实现贸易顺差。后世给“大航海时代”贴上了很多标签，但说到底，那九死一生的航行，一本万利的回报，主要动机还是追逐金银这样的硬通货，至于贸易本身的利弊，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重商主义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博弈”，认为一国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所失。这种狭隘的观念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为后来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批判了重商主义，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但这些划时代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改变世界。重商主义的阴影，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始终挥之不去。

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波动。1882-1885年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1890年，时任国会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麦金莱推出了《麦金莱关税法》，大幅提高美国进口关税，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90年代以后，美国实现了电气化和长期经济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奠定了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格局，但大企业垄断、贫富分化、政商勾结、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丑闻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一些人把“镀金时代”的繁荣归功于关税保护，这实在缺乏经济和历史的依据，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人把麦金莱捧上历史高位，特朗普就是其中一例。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30年，美国出台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堪称《麦金莱关税法》的“升级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近60%。这个法案引发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成为使经济危机全面深化、延长的推手，也是希特勒上台的重要经济背景，更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反面教材。直到1934年，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消退。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向，可以视为美国当代自由贸易政策的起点。

二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之一便是国际社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多边治理结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41年，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构想。1944年，在美国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设想被提上议程，这个组织，便是后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只要稍懂一点国际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从传统的互通有无发展为国际分工，产业间贸易逐渐让位于产业内贸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贸易逐渐让位于中间产品贸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种进步从根本上提升了劳动分工的水平和质量。纵观人类社会千百年，推动进步的原动力主要就是技术和劳动分工。中国汉代发明的成熟炼铁技术，使其经济领先西方千余年；英国发明的低成本炼钢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福特的流水线生产，让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全球化的挑战：反对声浪与文化冲突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全球化”也不例外。既然是分工，必然有得有失，一国发展优势产业，必然就有相对劣势的产业。虽然这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甚至可以说整体收益远远大于损失，但对于受损的行业和人群来说，损害是切实的痛，而利益却似乎只是别人的快乐。

进入21世纪以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未停止过，而他们最常用的武器，就是重商主义。有趣的是，反“全球化”的人反对的往往是进口，很少有人反对出口（当然，国内也有）。

贸易的作用绝不限于互通有无，它一直在推动技术进步、文明融合、社会变化。西来的小麦改变了秦国的实力，也改变了中国2000余年格局和饮食文化。只要有贸易，就会有交流，就会有改变。这种改变让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也让另一部分人感到恐惧。

英国脱欧，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一体化后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和文化入侵。他们无法既要自由贸易又要文化独立，于是选择了一脱了之。今天，欧洲大陆正深受这种文化冲突的困扰，更显示出英国人“先走一步”的眼光。腐国虽然日渐衰落，但在国际事务上，“外事不决问英国”，有时确实有其道理。

今天的美国，坐拥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利益，却又不想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加上其思想深处百余年来的孤立主义传统，各种“脱钩”、“断链”的论调也就有了市场。

最近，特朗普用关税打压加拿大，但实际上，这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一些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甚至要在两国之间往返多次，如果每次都征收高额关税，两边的企业都将难以为继, 更不用说还有更复杂的供应链。

贸易赤字之惑：重商主义的迷思与汇率的真相

特朗普口中反复强调的“贸易赤字”究竟是什么？在重商主义者眼里，赤字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失，但他们有意忽视了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货真价实的商品。既要拿到东西，又不想流失金银，那就只有抢了，所以历史上很多重商主义者，其实和强盗无异。

一般的供需理论认为，贸易赤字会导致对外币需求增加，本币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本币贬值。很多对贸易和外汇的认知也就止步于此。但很遗憾，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供需理论只是重商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真正决定一国对外币需求的，并非经常项目（贸易）的需求，而是资本项目的需求，例如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等。资本项目的需求规模，与经常项目的需求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资本项目的需求，受市场前景、经济自由度、未来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真正开放的国家，无论贸易平衡状况如何，无论经济规模大小，都很少去关注所谓的“顺差”或“逆差”。那些遭遇外汇短缺和汇率动荡的国家，往往是经济封闭，或者实行资本管制，或者政策反复无常。

美国常年有万亿美元级的贸易赤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问题？因为美国的投资和金融市场规模超过百万亿美元，资本流动自由，服务贸易还有大量顺差，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市场有巨大的流动性需求，也是百万亿美元级别的，所以区区万亿货物赤字从来没有掀起多大浪花。反过来看，那些需要维持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国家，往往在资本流动、经济开放、市场预期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贸易逆差从来就不是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但经常被用作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章：“减税党”的方案

一、减税的“道与术”

如果说民主党（驴党）是“福利党”的代名词，那么共和党（象党）则当仁不让地被贴上“减税党”的标签。要理解川普的经济政策，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视角，还需深入共和党根深蒂固的“减税”理念。然而，减税并非孤立的政策，它与公共服务、财政平衡、就业、关税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政策组合。

回溯历史，美国1880-192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和大萧条教训，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寻求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加速了福利主义国家和左翼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然而，福利主义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凸显：过度干预导致市场低效，高福利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滋生惰性，“白左”思潮加剧社会撕裂，部分左翼思想趋于保守僵化。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也可能损害个人自由。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福利主义模式下的“高成本”劣势愈发明显。国家间的竞争演变为“公共服务成本”的比拼，美国的高福利、高税收和严格监管使其在这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逐底竞争”的风险、产业链重构的挑战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都使得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更加严峻。为应对挑战，美国亟需在社会保障、经济效率和政府监管间寻求新的平衡，这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减税党”的“小政府”理念在西方源远流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奠定了其理论基础。但真正将“减税”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付诸实践的，是哈耶克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撒切尔夫人。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困境，撒切尔在英国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降低税收等一系列改革，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里根总统在美国实施了相似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虽不乏争议，但刺激了经济增长，并以“里根主义”之名，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减税容易，但如何维持公共服务水平，如何平衡财政收支？这是摆在所有“减税党”面前的难题，也是区分政策优劣的关键。

马斯克的成功，或许为“减税党”的困境提供了一线希望。马斯克之所以能在特斯拉、SpaceX、星链以及X（原Twitter）等多个领域取得颠覆性创新，与其独特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密不可分。无论是特斯拉对汽车结构的重新设计，还是SpaceX对火箭技术的革新，都体现了对成本效益的极致追求和对传统模式的彻底反思。马斯克在X平台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彰显了其提升效率、消除冗余的决心。这种“从底层逻辑出发”的思维方式，正是改革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键。联邦政府机构庞杂、盘根错节，常规改革往往浮于表面。唯有具备马斯克那种洞察本质、敢于颠覆的魄力，才有可能真正触动并重塑联邦政府。然而，即便如此，考虑到联邦政府的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成功也并非易事。

二、川普的“加减法”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危机”频现，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已逼近赤字利息超过财政收入的“死亡螺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川普政府试图通过“加减法”并举的策略，寻求新的财政平衡。

“减法”的核心在于精简机构、削减开支，旨在提升政府运营效率，并压缩灰色地带的寻租空间。川普政府将矛头指向劳工部、教育部、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原因错综复杂。劳工部因其亲工会立场和部分政策与“小政府”理念相悖，被视为改革的潜在阻力；教育部则因联邦与地方职能重叠、效率低下以及部分政策争议而成为目标，且鉴于美国公立大学主要由州政府支持，削减联邦教育部的影响相对有限；中情局因开支不透明和川普对其不信任而遭削减；国际开发署则因其国际援助宗旨与“美国优先”政策冲突，且不直接服务于国内经济，被视为低优先级。此外，选择从这几个部门入手，也在于其职能的特殊性，削减甚至裁撤它们对政府整体职能的冲击相对较小，改革的实施风险可控。

“加法”则着眼于开源增收。一方面，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以增加就业、提高收入，进而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既增加财政收入，又试图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就业。川普政府的逻辑在于：以减税和就业增长扩大税基、增加收入，抵消减税造成的财政损失；同时，以关税收入弥补部分财政缺口，甚至寄望于经济增长效应能够抵消关税增加的成本。这种“加减法”并行的策略，体现了川普政府在财政困境下的应对思路。

三、关税的“双刃剑”

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如同双刃剑，既能保护国内产业，又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巨大国内市场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大国，关税的影响更为复杂，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战略博弈手段。小经济体提高关税往往伤及自身，而大国征收关税，则有能力迫使出口国分担部分成本。为维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出口国可能被迫降价，从而减轻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结果取决于各方的经济实力、政治决心和谈判策略。

对美国而言，关税收入具有特殊的财政意义。美国实行联邦与州分税制，关税是联邦政府少数可以直接支配且不受州政府影响的重要财源。对于秉持“减税”理念的共和党政府，提高个税、企业所得税或社保税，不仅违背其核心主张，更可能引发强烈反对。相比之下，增加关税收入，既能充实联邦财政，又能为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还迎合了“美国优先”政策。因此，对川普政府而言，关税不仅是经济手段，更是政治工具。

四、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传统与变革的碰撞

川普的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加减法”的简单组合，甚至有些“离经叛道”，实则蕴含着更深层次的逻辑，是美国政治经济传统与变革力量碰撞的体现。

“麦金莱式”保护主义的回归： 川普的关税政策，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美国麦金莱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川普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重振美国制造业，这可以视为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回归。

“里根式”供给侧改革的延续： 减税、放松管制，是里根时代“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川普延续了这一思路，试图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消费，通过放松管制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对福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川普的政策, 可以看作是对过度福利主义的一种反弹. 试图重新强调市场的作用, 减少政府干预.

“马斯克式”变革思维的启示： 川普重用马斯克，除了拥立之功，更重要可能还是其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效率的思路，与马斯克在商业领域的实践有相通之处。马斯克的“底层逻辑”思维，或许能为美国政府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这种结合，既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其最终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有效性，更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博弈，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