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实现了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无论是宋辽边境的榷场，还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亦或是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大航海时代”，贸易都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演，深刻影响着文明的进程，也默默见证着帝国的兴衰。

自由贸易的本质在于互利共赢。通过交换各自擅长生产的商品，参与贸易的各方都能各取所需，从中获益。然而，对贸易的限制和排斥，也如沉疴旧疾，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

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和儒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小农经济的考虑，普遍持有“重农抑商”的观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更是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向了顶峰，也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贸易“官府主导，民间受限”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不缺智慧的眼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民间商业活动的生动描写，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推崇，正是源于他对盐铁官营等政策的深刻反思。

如果说中国古代对贸易的限制更多是出于内部治理的需要，那么，对世界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16世纪以来在欧洲兴起的重商主义。彼时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民族国家崛起，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无论是发展经济、扩张势力，还是发动战争，都离不开金银等硬通货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凡是有助于增加金银收入的经济活动（如出口）都应该鼓励，凡是导致金银流出的经济活动（如进口）都应该限制。国家应该通过关税、补贴等手段，积极干预贸易，以实现贸易顺差。后世给“大航海时代”贴上了很多标签，但说到底，那九死一生的航行，一本万利的回报，主要动机还是追逐金银这样的硬通货，至于贸易本身的利弊，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重商主义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博弈”，认为一国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所失。这种狭隘的观念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为后来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批判了重商主义，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论，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但这些划时代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改变世界。重商主义的阴影，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始终挥之不去。

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波动。1882-1885年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1890年，时任国会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麦金莱推出了《麦金莱关税法》，大幅提高美国进口关税，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90年代以后，美国实现了电气化和长期经济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奠定了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格局，但大企业垄断、贫富分化、政商勾结、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丑闻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一些人把“镀金时代”的繁荣归功于关税保护，这实在缺乏经济和历史的依据，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人把麦金莱捧上历史高位，特朗普就是其中一例。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30年，美国出台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堪称《麦金莱关税法》的“升级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近60%。这个法案引发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成为使经济危机全面深化、延长的推手，也是希特勒上台的重要经济背景，更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反面教材。直到1934年，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消退。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向，可以视为美国当代自由贸易政策的起点。

二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之一便是国际社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多边治理结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41年，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构想。1944年，在美国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设想被提上议程，这个组织，便是后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只要稍懂一点国际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从传统的互通有无发展为国际分工，产业间贸易逐渐让位于产业内贸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贸易逐渐让位于中间产品贸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种进步从根本上提升了劳动分工的水平和质量。纵观人类社会千百年，推动进步的原动力主要就是技术和劳动分工。中国汉代发明的成熟炼铁技术，使其经济领先西方千余年；英国发明的低成本炼钢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福特的流水线生产，让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