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为什么不行?

英国新首相特拉斯(Truss)经济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政治上属于保守派,视撒切尔为楷模,上台后实施的大刀阔斧改革也很像撒切尔当年的路数。但她遇到了滑铁卢。她毕竟不是撒切尔,今天的英国也不是当年。上任一个多月连椅子还没坐热就面临着辞职压力。目前她只承认政策失误,却拒绝辞职。个人判断辞职只是时间问题,她恐怕会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首相。

约翰逊辞职后,曾经有四名候选人竞选,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前国防大臣和前国际发展大臣彭妮·莫当特、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前政务次官基米·巴德诺赫。四个人中,三女一男。这样的格局,甚至最后特拉斯的胜出,都要感谢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共和党在里根以后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里根;英国保守党在撒切尔以后何尝不是在寻找另一个撒切尔?

撒切尔的时代

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不仅因为罗斯福新政靠这个走出了经济危机并赢得了战争,还因为各国赢得战争和重建本身就离不开政府干预。东方阵营在搞,欧美也在搞,铁路、邮政、电信、广播、民航、银行等很多领域采取国营或者国营企业主导。那时全世界很像社会主义。国企的弊端在哪里都一样,不惟社会主义阵营独有。国家干预主义带来国家福利主义兴起,社保开支逐渐成为政府最大的开支,工会不断做大,可以影响政策走向,甚至决定一届政府能干多久。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慵懒的国企和庞大的公共财政开支加重了微观企业负担,遏制了创新,掏空了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这正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微观基础。
 

1950-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自由主义者的担心似乎显得多余。战后重建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市场需求,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大量军人退伍后,西方主要国家1946-1964年经历了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期(baby-boomers)。两股力量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持续动力,掩盖了企业低效率和高税负的弊端。1973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之下,莺歌燕舞的时代结束。过惯了大手大脚日子企业和政府都很艰难。那边的工会不顾企业和政府死活,动不动就罢工,只想自己不劳而获过好日子。这些情况不惟英国独有,整个西方工业国,包括美国在内,都面临相似的问题。撒切尔改革赢得世界上大部分国际的认可和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这方面改革的第一人。

中国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和2001年入世以来,经济潜能和人口红利充分释放,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长期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垄断企业的负作用,公共服务的成本,社会分配的不公,都在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光环下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视。突然有一天,一个意外的冲击让经济突然停滞下来,大家发现企业难做了,工作难找了,政府没钱了,公务员降薪了。1970年代的英国,2020年代的中国,有些问题有几分相似。

撒切尔的方式

撒切尔夫人生于英国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开杂货店的。在英国那个等级观念和圈子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她最后能做成首相,堪称个人奋斗的样板。对撒切尔影响最深的并不是素民家庭出身,而是家里的环境。她父亲是典型的英国新教徒,崇尚节俭和自我奋斗,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十分吝啬的守财奴,孩子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奋斗。按照《撒切尔夫人的权力与魅力》的说法,撒切尔小时候的生活条件即便在她那个时代也是比较差的,尽管她父亲完全有能力让家里过上更好日子,但他偏偏就把省钱和奋斗作为人生小目标。撒切尔的中学是她爸爸担任校董的地方,有这样的人做校董,不难想象校园也是另一个艰苦奋斗的地方。大学在牛津,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如果可以为她画像,一定有自律、勤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这些特点,这是好听的,换成不好听的就是苛刻、自负、顽固不化的工作狂。撒切尔当首相后批评其他官僚时说:你们知道所有人的意见,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意见。这话反过来说恰好是她的个性:她只有自己的意见,不在乎别人的意见。
 

毫无疑问,撒切尔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政治人物,但她的杰出离不开那个时代——当英国经济社会进入积重难返的困境时,当国家干预理论遭遇质疑,自由主义理念重新得到重视,一个天生就是问题答案的领导人出现了。英国为撒切尔准备试验场,也准备了最好的时机。如果时光回退20年,英国经济处于战后景气时期,以当时的社会心态,以撒切尔的个性和作风,想改革恐怕是势必登天。她的才干最多做到一位大臣,正如她自己在1973年接受BBC专访时所说:我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英国出一位女首相。

撒切尔政治经济理念的核心是:企业自由竞争,个人自我负责,社会自我治理。撒切尔改革主要就减税、限制工会、放松政府管制,减税的目的主要是降低企业负担,限制工会目的是政府不养懒人,放松政府管制是为了促进竞争,解决国企的弊端。这些政策和她的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她做起来不遗余力,毫不妥协,妥协就意味着放弃原则。撒切尔改革并非没有问题,做事方式并非没有争议,但就她想解决的问题而言,是十分成功的。撒切尔是英国加入欧盟的重要推动者,她深知自由贸易对英国的好处,但她也是欧盟共同货币政策和欧元的坚定反对者,在欧盟总部布鲁日的发言甚至被视为“砸场子。她坚信欧洲共同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任务,英国也不应该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1990年她的下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和欧盟的货币政策。当时她的意见为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意见所不容。但1992年英格兰银行被索罗斯利用共同货币政策天然缺陷所击败,不得不放弃联系汇率,以及十余年来欧元区问题频发,都验证了她的远见。她的远见来自她的理念和对规律的把握。所以说,撒切尔天生就是自由经济改革的人物。撒切尔成就了英国,但英国同时也成就了她。

特拉斯为什么不行

特拉斯看到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缺乏活力,这一点和当年撒切尔相似,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相似了。经过撒切尔11年执政以及后来者的持续改革,今天特拉斯面对的英国和1970年代已经区别很大。国企所剩无几,国家财政大部分是刚性支出,减税空间已经很小,工会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形势即便让撒切尔回来重操旧业恐怕也未必再取得当年的辉煌。
 

在撒切尔推行改革的时代,重回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哈耶克1943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但直到1974年才得到诺贝尔奖,瑞典皇家学院选择这个时间点,正是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共识。这种大环境下,撒切尔的理念尽管遇到层次阻力,但还是有很多拥笃者,最终得以施行。撒切尔和里根在改革方面志同道合,合称为里根——撒切尔主义,这也是时代促成的机缘。特拉斯那套理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乏善可陈,用于改革既没有新意也无冲击力。

在个人方面,特拉斯及其同僚主要是职业官员出身,熟悉官场规则,但往往缺乏应有的洞察力和鲜明的立场,“知道所有人的意见,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人做副职和部门负责人是可以的,独当一面很难胜任。

撒切尔和特斯拉两个人的时运说明,一个人要做出些许历史成就,个性才干与时代相匹配十分必要,准确判断形势也是十分重要的。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着长期高速增长后的失速,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掩盖的问题集中爆发。企业和政府大手大脚花钱也无所谓的时代过去了。中国经济第一波潜力已经释放,但长期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世界自由贸易的门槛越来越低,实现经济增长拼的是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的机制,高效率低成本的政府治理水平,规则透明未来可期的社会营商环境。这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