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1日凌晨，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的寓所。
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雨夜的宁静。军统特工冲进卧室，对着床上的人影一阵扫射。然而，躺在床上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
汪精卫幸免于难。他站在满是鲜血的房间里，看着替自己死去的挚友，脸色惨白如纸。
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几个月前，他留下一封“艳电”，出走重庆，声称要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那时，他还在犹豫，还在幻想能够以“在野领袖”的身份去斡旋，甚至幻想蒋介石会默许他的行动。
但这两颗子弹，打碎了他所有的退路。
在那个血腥的黎明，汪精卫的眼中没有了恐惧，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既然重庆要杀我，既然这条路已经染了血，那就走到底吧。
他不知道，这一步跨出去，就是万丈深渊。那个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偶像，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永远背负“头号汉奸”的耻辱架。
完美的偶像
如果要评选民国初年的“顶流偶像”，汪精卫绝对名列前茅。
他长得英俊潇洒，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才华横溢，文章写得极好，是孙中山最器重的笔杆子；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极为纯粹的烈士情结。
1910年，为了唤醒民众，他在北京银锭桥埋伏，企图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后，他在狱中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那时的汪精卫，是一个有着洁癖的理想主义者。他信奉“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吸烟、不喝酒等）。他认为革命者就应该像樱花一样，在最灿烂的时候凋谢，用牺牲来感召世人。这种极端的“牺牲美学”，伴随了他一生，也最终毁了他一生。
被性格打败的政治家
孙中山死后，汪精卫本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他的资历比蒋介石老，地位比蒋介石高。
但他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为什么？因为性格。汪精卫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政治家：敏感、多疑、优柔寡断。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在面对蒋介石这种拥有“流氓气”和“军人铁腕”的对手时，他的道德洁癖成了致命的弱点。
他手中没有枪杆子。他总是试图用“道义”和“党统”去压制蒋介石，结果一次次被蒋介石用军事手段击败。
这种长期的挫败感，让他的心理逐渐扭曲。他开始觉得，只要能打倒蒋介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尝试的——甚至包括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这种“反蒋”压倒“抗日”的心理逻辑，是他堕落的深层动因。
跳进火坑的“圣人”
1938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对抗战的前途感到绝望。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继续打下去只会亡国灭种。
于是，他构建了一套荒谬的“曲线救国”理论。他认为，必须有人站出来与日本人周旋，保存沦陷区的元气，减轻人民的痛苦。
这依然是他早年那种“烈士情结”的变种。他觉得自己是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对自己说：“蒋介石在重庆抗战是英雄，我在南京媾和也是为了救国。我要背负万世骂名，来换取国家的生存。”
这种自我感动的逻辑是可怕的。当他真的到了南京，坐上了日本人的刺刀保护下的“国民政府主席”宝座时，他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成了帮日本人抢粮食、抓壮丁的工具。
他想做忍辱负重的圣人，结果成了出卖灵魂的魔鬼。
历史的余音：名古屋的骨灰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临死前，他写了一首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有名海鸟客上头。”满纸都是怨恨与不甘，再无当年的豪气。
他的尸体被运回南京，葬在梅花山，就在孙中山陵墓的旁边。但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命人在棺材外浇筑了五吨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极其坚固。
然而，仅仅10个月后，日本投降。蒋介石还都南京前夕，派工兵炸开了这座墓，将汪精卫的尸体火化，骨灰随风扬弃，并未留下一丝痕迹。
汪精卫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初心”如何被“执念”吞噬的悲剧。他太想做救世主，太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正确，最终却走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历史对他最残酷的惩罚，不是肉体的消灭，而是让他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名字，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
在北京银锭桥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名声大噪。
孙中山逝世，汪精卫草拟遗嘱。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处于权力巅峰。
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中共决裂。随后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屡次失败。
12月潜逃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日。
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彻底沦为汉奸。
11月10日，因“多发性骨髓肿”病逝于日本名古屋。次年墓地被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