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街杂志

1919年6月28日，巴黎。 天空阴沉，就像顾维钧此刻的心情。

这本该是一战的胜利庆典。凡尔赛宫镜厅内，各国代表正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而在北京，愤怒的学生已经烧了赵家楼，“五四运动”的浪潮震惊了世界。

31岁的顾维钧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列强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决定将其转让给日本。如果签字，就是承认屈辱；如果不签，中国将失去国际联盟的席位，甚至面临日本的报复。北京政府的指令模棱两可，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称病住院。

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

几个月前，他在和会上那场著名的演讲曾让西方动容。他甚至引用了那句经典名言：“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中国也不能失去山东，那是孔子的诞生地。”当时，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都忍不住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说得好！”

但外交是现实的。感动归感动，利益归利益。

下午3点，签约仪式开始。顾维钧做出了那个抗命的决定：缺席。他后来回忆说，当他独自一人坐在汽车里穿过巴黎空荡荡的街道时，他感到的不是英雄的豪迈，而是彻骨的寒冷与孤独。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说‘不’。” 他虽然没能拿回山东，但他保住了“不承认”的法理依据。正是这个“不”，为三年后华盛顿会议彻底收回山东埋下了伏笔。

回国后的顾维钧，成了北洋政坛的红人。但他始终是个异类。在那个军阀混战、贿选横行的年代，顾维钧却能先后服务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昆、张作霖等八位元首，甚至自己也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

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他是“国家的医生”。

他年轻时曾给袁世凯当英文秘书。有一次，他跟袁世凯大谈西方的共和体制。袁世凯听完，指着窗外乱糟糟的街道说了一段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这番话让他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换个招牌就能解决的。他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

哪怕是面对他并不喜欢的张作霖，只要张作霖代表的是北京中央政府，顾维钧就会尽职尽责地处理外交文书，维护国家体面。有人骂他“有奶便是娘”，他却认为：“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但国家人格是永恒的。我维护的是中国，不是某个大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顾维钧已加入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关东军的铁蹄，当时的中国军力悬殊。

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国际联盟）的调停。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顾维钧头上。

在日内瓦的会议桌上，顾维钧面对的是日本最狡猾的外交官松岗洋右。松岗洋右在会场上咆哮，指责中国排日，甚至威胁退群。而顾维钧则展现了极高的法律素养。

他没有对骂，而是死死咬住《国联盟约》第十条和第十六条，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最终，李顿调查团成立，这是国联历史上第一次认定日本为“侵略者”。

虽然国联最终因为英法的绥靖政策，没能阻止日本侵华，但顾维钧在外交场上的搏杀，让日本陷入了道义上的孤立，最终迫使日本狼狈退出国联。

顾维钧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弱国无外交，但也正因为弱，才更需要外交。外交是我们的盾，虽然挡不住子弹，但至少能让世界看清是谁开了枪。”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

这是一场迟到了26年的胜利。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中国作为四大发起国之一，拥有了第一个签字的殊荣。

57岁的顾维钧，再次拿起了笔。这一次，他不再需要抗命，也不再需要拒签。他用毛笔，郑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顾维钧”三个汉字。

从凡尔赛的拒之门外，到旧金山的首席签字，这短短的一段路，中国走了整整26年，流了3500万人的血。而顾维钧，是这段艰难路程最清醒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