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发地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就是秩序。秩序是一个自然和社会组织存续的内部规则，失去秩序意味着组织的解体。根据博利托最优原则，稳定状态通常意味着最优结果，至少是局部最优，所以形成秩序通常意味着系统进入了良好的状态。
国际社会也有秩序。传统的国际秩序通常围绕某个帝国为中心组织起来。马其顿帝国在亚欧大陆之间确立了新的国际秩序，使得东西方文明交流变得畅通无阻。公元前后共400多年时间里，古罗马和中国汉朝分别称霸欧亚大陆两端，形成了以各自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同时双方之间形成了稳定的贸易通道，我们称之为丝绸之路。有些宗教的影响超越了国家，也成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组织方式。传统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某种强大的力量来维系，缺乏平等和包容的内核，甚至常伴有暴力。随着国家之间力量此消彼长，秩序可能会迅速解体。随着国际社会复杂度不断上升，传统的国际秩序难以支撑近现代国际社会的运行。
1618-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爆发了一场宗教战争，随后演变为全欧洲的混战。三十年战争使得参战各方损失惨重，人口锐减30-60%以上。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欧洲众多国家林立，成为散装欧洲。1848年参战各方在威斯特伐利亚（今德国西部）签订了条约，标志着战争结束。德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的结束语中写道：自战争爆发以来，德意志的战火整整燃烧了三十年。在此期间，人们不知克服了多少障碍，经历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少代价，最终才缔结了这样一个和约。这样一个和约的签订，不知道是多少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签订了这个和约之后，欧洲将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席勒可能没有想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际关系规则，超越了以超级力量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组织形式，将国际关系带入互相尊重主权的时代，是划时代的，成为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开端。尽管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神，近现代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上百年时间，其中一些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对国际秩序的贡献主要是习惯法、君主立宪以及殖民体系。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期间，英国正忙于资产阶级革命，无暇东顾。但英国发生的事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一点都不小。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法律大于王权的国家，从此后国王要按照规则做事，这和威斯特伐利亚确立的规则优于国家诉求的原则相容。英国法律源于习惯法，特点是不规定法条，只确定价值体系和法律规则。英国法律制度后来成为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接受，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法律体系核心是规则，而不是法条，与当地习惯相容，有很强的适应性。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国力日盛，成为全球霸主，也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国际秩序的推行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规则，二是保障。离开规则谈不上秩序，没有保障规则形同虚设。由于英国的巨大影响力，无论是大英帝国内部，还是国家之间，英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推行这一套规则。皇家海军+全球自由贸易对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取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国际政治、商事、海事等领域许多制度都源于英国的法律实践。规则是一种秩序，但不等于正义，在英国主导过的国际秩序中，常有通过别人的互相制衡获得利益，有时候是以牺牲他国主权独立和自由为代价的。
法国是三十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战后一跃成为欧陆强国。作为缔约国的法国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条约，而是利用优势地位推行自己的方式。从路易十四到法国大革命再到后来的拿破仑，百余年时间里，法国做得不是遵守规则，而是把自己的方式推广到全世界。路易十四要他的阳光照耀世界，大革命时代要自由博爱统一世界，拿破仑要用军队和统一法典统一欧洲。如果不是法国海军不够强大，顺便把英国灭了也难说。法国强势终结在俄国。1814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拿破仑战败后续问题以及如何保持欧洲和平秩序。这次会议再次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和通过外交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因此维也纳会议经常被看作近代外交制度的源头。
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发生在今天德国境内，当初的威斯特伐利亚就在今天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作为条约签署地，很难想象德国竟然成为三次严重冲击条约精神的国家。第一次是普法战争，后两次是世界大战。然而，一切皆有因由。普法战争的背景是三十年战争将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打成散装的德国，战争让生灵涂炭，国家凋零，但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三十年战争史》作者席勒有句名言：我的德意志你在哪里？我找不到它。以条顿骑士团为基础的普鲁士王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通过铁血政策崛起，击败法国成为中欧强国。1871年德皇选择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为了瓜分势力范围而大打出手，本来就没有是非区别，大家都在践踏主权和平等，区别只是德国战败了，是唯一被处罚的战败国。一战后确立的国际新秩序对德国是一种超出承受力的报复和掠夺，背离了公平的基本价值。二战爆发的远因是德国被不公平的国际秩序逼入绝境，直接原因是入侵波兰，波兰西部正是一战后德国被迫割让出去的普鲁士故土。两条原因都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二战后的德国重新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上来，和曾经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复仇思想做了切割，在维护战后欧洲秩序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乌战争爆发，北约急需德国先进的坦克，但德国总理在这件事上十分谨慎，以至于遭到批评。尽管这件事在北约内部十分必要，但德国还是考虑到了各方的观感，表现得非常慎重，这一点十分难得。德国的例子说明国际秩序的合理性虽然是争议性的话题，但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不容忽视。
欧洲三十年战争时美国还是北美几块分散的殖民地，和欧洲列强相比，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姗姗来迟。但美国利用欧洲列强竞争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矛盾独立，通过内战统一了国内市场，随后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国力迅速增强。进入1900年代，从老罗斯福开始，美国开始影响国际秩序。美国的国际秩序观综合了英国的规则意识和法国的普世价值，认为良好的价值和规则才是国际秩序的正确答案。美国人认为，价值观不同正是战争多发的原因，自由文明繁荣的其他国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对外政策和核心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维护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美国对外政策与英国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一战后对待德国问题上，法国主张对德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严惩，英国主张惩治德国但允许德国保留一定实力以制约法国，美国主张尽快重建德国经济，这最符合美国利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因为和日本关系良好，始终不愿意谴责日本，而美国则认为日本违背了主权原则，应该谴责，但美国不希望因此介入纠纷，所以仅停留在谴责层面。但事实证明这个谴责也是必要的，在美国的压力下，后来大多数国际联盟成员都对日本进行了谴责，日本由此与国际社会决裂，选择与德意结盟，最终走向了灭亡。美国的利益观既包括规则，也包括包括现实利益，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有时表现为有选择性的，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规则他们很重视，反之可能比较敷衍。二战后，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重建日本，后来与中国建交，将中国重新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背后都有相同的逻辑：自由文明繁荣的国家，哪怕曾经是敌人，也符合美国利益。
正如前文，国际秩序需要两个前提条件，规则和保障。美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影响者，与这两个前提密切相关。美国的外交规则虽然不同于英国，但总体上沿袭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观，同时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规则保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成为世界规则的主导者，与其说是追求的目标，不如说实力竞争是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制度就是美国国际秩序观的体现。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是小罗斯福总统一手设计的战后国际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并没有依托强大的自身力量为自己设置一手遮天的权力，而是采用五常一票否决制，遵循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国际实践，否则联合国只是回归中世纪的某个朝贡体系而已。同时，在集体安全这个核心利益上也回避了低效率的泛民主制度，排除了小国的表决权。联合国之所以运行这么多年仍然得到普遍认可，正源于当初科学务实的制度安排。
秦汉以来，中国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世界观。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传统的国际秩序，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优势，中国连主权都无法保证，何谈国际秩序。中国一下子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变为追随者，甚至是边缘化的追随者。巴黎和会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领土被欧洲列强直接划拨给日本，就是当时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英勇抗战，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视和支援，战后重建国际秩序时，美国将中国纳入联合国五常，中国国际地位极大提升。这时候的中国才真正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代表权在海峡对岸。冷战以及非联合国席位导致中国对外交往空间被极度压缩。尽管中国倒向苏东阵营，但在对外交往中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政策。五项原则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为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全符合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精神，体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外交人员的高超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及至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达到美国的70%，日本的3倍，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重塑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想法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奉行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外政策，是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秩序演变历史并不平静，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从法国、俄国、德国，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都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才恢复秩序。中国的崛起令外界担忧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提出的对外战略表达了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深刻认知和尊重，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环境，体现了第二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如何处理自身实力变化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要求非常深刻的洞擦力。周、邓给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优质答案，但当代形势与那个时代又有很大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发展参与得很少，中国主要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随着中国国力变化，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面临一些调整，但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厢情愿。总体上，首先是要解决适应、融入国际秩序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参与、贡献的问题，再次才是影响规则、主导规则的问题。周、邓的智慧在于都清醒地认识到并尊重这些现实和规律。
参考资料：
- 三十年战争史，席勒
- 世界秩序，基辛格
- 条顿骑士团，陆大鹏译
- 图片及相关资料来源于history.com 及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官网
-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