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东德总统埃里希-昂纳克在德军成立30周年之际接吻。

俄国实际上是三十年战争的受益者。瑞典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抢夺了波罗的海沿岸大片土地,但由于战争消耗严重,50多年后彼得大帝坐收渔利夺走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在那里建设了圣彼得堡城。300多年后,普京讲述这段历史时,用了夺回,而不是夺取土地,原因就在于以俄国素来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他们击败瑞典是为罗马帝国复仇,所以用夺回。

俄国与威斯特伐利亚的关系始总是有种始乱终弃的色彩。俄国打败拿破仑后,一直打到巴黎,成为欧洲头号强国,甚至主导了维也纳会议,维护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尊严。但此后的俄国人并没有把其他国家主权放在眼里,而是不断扩张,扩张,甚至直接参与了瓜分殖民地的一战。二战时期苏联成为击败德国的主力,将世界从纳粹德国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但战后利用占领的强势将许多国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其核心并不是近现代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而是沙皇时代的强权模式。正如《东欧共产主义》一书所述:“苏联的势力、苏联谋求地区和世界领导权的欲望,使集团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主权”,布拉格春天发生的事至今被人诟病。苏东剧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众口一词主动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欧盟和北约对加盟国主权的保护是重要原因,而俄国旧式国际秩序忽视主权和平等弊端再次暴露出来。中苏关系的恶化也是因为苏联试图把沙皇的逻辑强加给中国而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二战后苏联为了扩大地盘,割占了波兰东部领土,成为今天的乌克兰和立陶宛,为了补偿波兰,从德国东部割占一大块土地补偿给波兰,导致波兰领土在地图上向西移了数百公里。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力大损,消停了几年。普京上台后,国力增强,2008年占领了高加索山邻国格鲁吉亚靠近黑海的黄金地带,2014年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直至2022年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意欲全面吞并乌克兰。俄罗斯对邻国土地的占领,往往采用军事占领+公投+领土合并三步走的模式,吃相令人错愕。今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波兰不余遗力支持乌克兰,很难说没有旧怨和唇亡齿寒的担忧。

回顾历史,俄国既挽救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条约精神,也毁了条约精神。几百年来,俄国对外政策遵循着自己的节奏。沙俄时代曾有外交大臣向沙皇求教外交政策,沙皇回答:向四面八方扩张领土,这就是你的外交政策。俄乌战争前,普京召开会议决定是否支持进攻乌克兰,口气与沙皇如出一辙。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指出,俄国的对外政策就是不断扩张,只有在遇到国内矛盾时才会暂缓扩张的脚步,但用不了多久,扩张的节奏像潮水一样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代在变,但俄国扩张的节奏却惊人地一致。

从彼得大帝到普京300余年,俄国几乎没有经历近现代工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洗礼,不知规则之下的主体选择自由是何物。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先后用百余年时间推动俄罗斯彻底西方化,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切比雪夫的成就举世公认。在《战争与和平》里,俄罗斯贵族日常生活主要用法语交流,甚至著作本身就是用法语、俄语两种语言写的。但俄国始终没有从社会制度层面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十月革命后苏联从半农奴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做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试错——苏式计划经济。近现代工商业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规则之下的主体选择自由,除了在1990年代混乱的转型时代仓促尝试以外,再没有在俄罗斯土地上开花结果。俄国人怎样理解尊重同样是基于规则和主体自由的国际秩序,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俄国始终对来自西方的制度文化带着不信任。国徽双头鹰也许是俄罗斯左右纠结心理的真实反应。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对西方技术就抱着复杂的心理,既要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又怀疑西方制度,总想在不否定现有制度的条件下改变。沙俄时代如此,计划经济时期的改革同样如此。中国近百年来所争论的西方制度是否适合本国的问题,俄国早在19世纪中期就争论不休,只不过俄国争论的结果通常是反对派胜利。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在俄国不受重视,德国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大受欢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遭到冷遇,马克思的资本论让俄国人如获至宝,经过一众人等解读,最后走上计划经济道路。

不信任就不会尊重,不信任就愈发自负,自负的结果就会盲目。哈耶克用《致命的自负》来描述俄国制度体系,用《通往奴役之路》预测俄国的结果,都不幸言中。

不信任关系经常是相互的。俄罗斯用警惕的眼光看着西方的同时,西方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国土比欧洲所有其他地方加起来都要大的国家。

无论外界还是俄国自身经常会反思俄罗斯究竟是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是,为什么那么像?如果是,为什么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不一样?16世纪沙俄时代以来,俄罗斯就深度参与欧洲大陆的历史事件,欧洲大陆也深刻影响着俄国。欧洲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不同,主要还是历史上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很多人从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角度寻找答案,例如从十字军东征到三十年战争,无不掺杂教派纷争。但俄国和西方的差异,主要还是长期的道路分化造成。西欧在17世纪就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后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全社会的制度、伦理、观念都会产生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中西欧国家都完成了现在政治制度改革,权力制约平衡,公民自由权利保障,成为社会基本形态。俄罗斯的封建王朝时代直到1917年才结束,甚至比大清还晚了6年。彼得大帝以及后来者的改革决心虽然很大但都没有涉及限制王权和保障公民权利。在很多方面,非但没有弱化,反倒不断加强。封建王朝结束后就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施行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这套制度究竟如何,今天俄罗斯的状况已可以说明。三四百年的道路分化,即便是同源同种的民族,最终也会渐行渐远,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会变得不同。

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决定了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自身很难全面接受西方制定的规则,而西方国家也很难接受一个“另类”的大国在卧榻之畔。双方甚至互相迁就一下都很难做到。数百年来,俄罗斯形成了自我为中心的看待外界的视角,以及长期与西方世界的道路分化,恐怕是俄罗斯最终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最重要的原因。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主持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会见,罗斯福向来坐在中间,丘吉尔和斯大林坐在两侧。这不是罗斯福喜欢抢C位,而是因为丘吉尔和斯大林根本就谈不拢,相见两讨厌,搞得罗斯福经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上图照片里丘吉尔对着罗斯福侃侃而谈,斯大林把脸扭向另一边,看起来是巧合,其实是真实关系的流露。欧洲大陆东西方的差异在最高层都如此明显,更不用说下面的政策操作层面了。

以下是写作过程中处于结构需要而舍弃但又觉得值得一读的内容,附在后面。

1. 清末开始向海外派大使,但同时还要讲“君臣礼仪”,国内只要一来人,清朝使臣就必须到码头上去三叩九拜,跪接圣旨。每到了这个时候码头上那些闲散老外就跟看西洋景一样围在那儿看热闹,引为笑谈。当时清朝驻英国的大使郭嵩焘痛心疾首,给朝廷上表,老这么搞实在是太丢脸人,能不能把跪拜大礼以后放到使馆内进行?朝廷一开始拒绝,但后来还是同意了。然而,以副大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在码头跪旨,以显示忠诚天日可鉴,于是大多数驻外公使还是“谨守”着“码头跪旨”的惯例,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

2. 同样是西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向来被列为成功的范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完美。明治维新全面学习借鉴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也有宪法,但宪法之上有天皇,这是相对于西欧制度的重大保留。也正是因为这个保留,日本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真正让日本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是麦克阿瑟改革,麦克阿瑟改革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彻底将天皇权利至于宪法之下,同时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才有了今天日本看似混乱,实则秩序井然的日本政坛。这两点正是明治维新所缺乏的,也是俄罗斯长期缺失的。

3. 中国南北方、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否则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思维方式、价值伦理、社会关系的差异,可能在民族内部形成离心力。

4.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中华书局

5. 麦克阿瑟回忆录

6. 罗斯福:自由的战士,商务印书馆

7. 图片来自histo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