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二） |

如果说1911年武昌的那声枪响是推翻旧世界的序曲，那么1927年汉口的喧嚣就是新世界分娩前的阵痛。武汉是民国最“硬”的城市。从起义门的弹孔到南洋大楼的标语，这座城市见证了理想主义如何变成现实，又如何因分裂而流血。

序章：武昌城头的剪辫子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工程营。几声零星的枪响，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埋葬帝国的雪崩。

那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夜晚。革命党人的名册被搜走，面临被杀头的危险，士兵们不得不提前暴动。第二天清晨，当十八星旗在蛇山（黄鹤楼旧址旁）升起时，“红楼”（湖北军政府旧址）成为了全中国的焦点。

那几天的武昌是狂热而魔幻的。满街都是被剪掉的辫子，那是旧臣民向新公民身份转换的投名状。黎元洪被从床下拉出来当了都督，这种荒诞与必然交织的场景，奠定了民国初年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基调。武昌，作为一座有着厚重城墙的行政古城，在那一刻，它的古老被革命的火药彻底激活了。

镜头切换到16年后的汉口。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这座城市迎来了它政治生涯的巅峰——“赤都”。

那是一个比夏天还要炎热的政治季节。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最豪华的南洋大楼（Nanyang Building）。一时间，这座平日里只有烟草大亨出入的大楼，挤满了穿中山装的官员、穿列宁装的苏联顾问和剪着短发的女宣传员。

汪精卫在这里发表演讲，苏联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在这里发号施令，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云集于此。此时的武汉，是全世界左翼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共合作最后的蜜月期。

鲍罗廷的影子： 这位留着小胡子的苏联顾问，住在汉口的原德租界里。他的办公室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大脑，无数关于土地改革、发动工农的激进指令从这里发出。

民众乐园： 汉口民众乐园不再只是看戏的地方，它成了巨大的宣传站。墙上刷满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标语。激进的妇女协会成员冲上街头，宣传解放脚和剪发，甚至出现了“裸体游行”的传闻，震动了保守的市民社会。

这种狂热在1927年1月3日达到了顶点。在江汉关前的一场群众集会，演变成了冲击英租界的浪潮。

愤怒的武汉市民冲破了沙袋和铁丝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英国水兵面对人海战术，不敢开枪，被迫撤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通过群众运动收回了列强租界。那一刻，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沸点。汉口江滩上的米字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

但狂欢的背后是隐忧。这种激进的做法让西方列强感到恐慌，纷纷撤侨，关闭银行和工厂。汉口的经济迅速瘫痪，物价飞涨，失业剧增。革命的代价，开始显现。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成为了国共合作最后的孤岛。但在经济封锁和内部军人恐慌（马日事变）的双重压力下，孤岛也守不住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昨日的盟友变成了死敌。南洋大楼里的苏联顾问仓皇撤离，街头的红旗被换成了青天白日旗。曾经热闹的汉口街头，开始出现捕杀共产党人的枪声。

向警予等革命者被押赴余记里刑场。那个狂热的夏天结束了。武汉从“赤都”变成了一座被整肃的城市，革命转入了地下。

“赤都的夏天结束了。那场关于理想国的狂欢，像一场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下的，是两座城市关于枪声的永久记忆。”

武汉的性格是分裂而统一的。武昌是政治的、传统的、属于辛亥老人的；汉口是商业的、激进的、属于大革命青年的。长江在中间流过，将这两座城市隔开，又用轮渡将它们连接。

这两次革命，一次终结了过去（清朝），一次开启了未来（国共分流）。武汉，这座脾气火爆的城市，用它的流血与牺牲，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