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重新定义“五四”
在翻开周策纵这部厚重的著作之前，我们对“五四”的印象往往被压缩在1919年5月4日那个下午，赵家楼的火光和天安门前的呐喊。但周策纵开篇就颠覆了这个时间锚点。在他笔下，“五四”不仅仅是一个“事件” (The Incident)，更是一个“时代” (The Period)。
他在上编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时间坐标系：1917年至1921年。这五年，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上编《运动的发展》如同一部精密的历史纪录片，冷静地回溯了这场风暴是如何从几本杂志的伏案写作，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罢工抗议，最终重塑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版图。
第一章：风暴前的气压（1917-1919）
周策纵并没有直接写游行，而是花了大量笔墨去写“前夜”。他敏锐地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力与政治力长期挤压的结果。
1. 新旧势力的错位
那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年代。北京的政府被军阀把持（安福系），他们对外通过出卖利权换取日本借款（西原借款），对内则试图用尊孔复古来维持统治合法性。而与之相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阶层——新式知识分子与工商业者。周策纵特别强调了“一战”的背景：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这为五四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2. 北大：风暴眼
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是对蔡元培主政时期北京大学的描写。蔡元培不仅是校长，更是一位精明的“操盘手”。他引入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同时也留用了辜鸿铭等旧派人物。周策纵指出，正是这种“兼容并包”，让北大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思想特区”。在这里，《新青年》杂志成为了年轻人的圣经，新思想的火药在这里日夜堆积，只等一颗火星。
第二章：导火索与爆发（1919.5.4）
关于巴黎和会的失败，周策纵的叙述冷静而残酷。他不仅写了中国外交官在巴黎的无力，更揭示了列强之间的利益交换——山东权益被当作了安抚日本的筹码。
5月4日当天的细节，在书中被还原得淋漓尽致。周策纵考证了那份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诞生过程，以及学生们从最初的“悲愤”到决定“行动”的心理转折。那一天的游行，最初是秩序井然的。但当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被外国使馆区阻拦后，“民族主义的屈辱感”瞬间点燃了怒火。于是，有了火烧赵家楼，有了痛打章宗祥。
“五四当天的暴力行为并非孤立事件，它是被压抑的民族情绪的总爆发。正是这种激烈的手段，才第一次真正震动了麻木的北洋政府。”
第三章：中心的转移（1919.6.3）
这是《五四运动史》上编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周策纵认为，5月4日只是序幕，6月3日才是高潮。
5月，运动的主力是北京的学生。6月，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学生（六三事件）。这反而激怒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运动的中心迅速南移至上海。
周策纵详细记录了上海的“罢课、罢工、罢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人、工人、学生结成了统一战线。当上海的商店关门，码头停摆，北洋政府的经济命脉被切断了。周策纵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五四运动的胜利，不是因为学生的呐喊，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介入。这是一个从“知识分子的觉醒”向“社会运动”转化的过程。
第四章：分裂与遗产
上编的结尾，并没有停留在胜利的喜悦上，而是冷静地分析了运动后的分裂。周策纵指出，五四时期那个松散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在共同敌人（日本、亲日派）暂时退去后，迅速因理念不同而分崩离析。
自由主义者（胡适等）倾向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继续进行非政治的思想启蒙。左翼激进派（陈独秀、李大钊等）则认为只靠思想启蒙无法救国，必须进行直接的政治行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总结：周策纵的视角
读完上编，最深的感触是周策纵先生作为史学家的克制与精准。
1. 非官方叙事： 他将五四看作是一场“多声部合唱”，还原了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被遗忘的声音。
2. 核心论点： 五四运动是一场“复杂的交响”。它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既有理性的光辉，也有暴力的阴影。
《五四运动史》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而在于它打开了一扇门。从此之后，中国人开始尝试从地基上重构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