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
会场里，西装革履的委员们正襟危坐，蒋介石身披戎装，威严地坐在主席台上。空气中弥漫着权力的肃穆感。
突然，大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破旧蓝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留着花白短须的老头闯了进来。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看起来就像刚从菜市场回来的乡下老农。
但他一开口，全场噤若寒蝉。他指着主席台上的蒋介石，用一口常州话开始破口大骂。从北伐的战略错误，骂到用人的不当，唾沫星子横飞。
蒋介石——这个掌握着百万大军的独裁者，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尴尬地站起来，连连点头称是，连一句嘴都不敢回。
这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老头，就是吴稚晖。
他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精神导师”，但他一生坚持“三不”主义：不做官、不爱钱、不纳妾。他像一个游走在权力核心边缘的“疯僧”，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成为了这个党派最后的道德压舱石。
提着灯笼走夜路
吴稚晖的起点，是极左的。
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政府、家庭、宗教都是束缚人类的枷锁，都应该打倒。他甚至搞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公社”，提倡绝对的自由与平等。
虽然他后来加入了国民党，但他骨子里的那股“反骨”从未消失。他看不起做官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做官，他回答：“官是一定要有人做的，但最好是像狗一样的人去做。我是人，所以我不做。”
这样的话，也只有吴稚晖敢说。
他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把周恩来、邓小平这批青年送到了法国。虽然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了他的敌人，但在私交上，他们依然尊称他为“吴老”。
他就像那个大白天提着灯笼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在浑浊的官场里寻找着“人”。
拼音之父与骂人专家
吴稚晖不仅会骂人，还会搞学问。而且他搞的学问，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舌头。
他是“注音符号”（即今天台湾还在使用的ㄅㄆㄇㄈ）的主要制定者。在那个“十里不同音”的年代，吴稚晖主持制定了“国音”，统一了汉字的发音标准。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
但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文风。他的文章不讲究什么起承转合，全是通俗的大白话，夹杂着村言俚语，尖酸刻薄，却又针针见血。
“人家说我是疯子，其实我不过是把你们不敢说的话，当笑话讲出来了而已。”
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吴稚晖的笔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骂汪精卫是“陈圆圆”，骂冯玉祥是“伪君子”。他的骂，往往带有政治定性的威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在1927年的清党中，却是最坚决的推手之一。他虽然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在面对共产主义时，他表现出了极端的排斥。这是他人生中最具争议的一页：一个追求绝对自由的人，为何会支持一场残酷的清洗？
历史的余音：最后的布衣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84岁的吴稚晖也跟着走了。但他没有带走任何金银财宝，只带走了一箱子书。
在台北，他依然拒绝住豪宅，拒绝高薪，住在一个简陋的日式平房里。蒋介石多次要去拜望他，他都借口“屋小不能容膝”而拒绝。
1953年，吴稚晖病逝。根据他的遗嘱，遗体火化，骨灰装在一个普通的白铁皮罐子里，最后撒入大海。
他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国民党的教父；他一生不愿做官，却处于权力的核心。他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解构了权力的神圣性。他是民国政坛上唯一一个敢于赤身裸体面对历史的人。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江苏武进（常州）。26岁中举人。
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后流亡欧洲，接触无政府主义。
民国成立后，主持“国语注音符号”的制定工作。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党内元老。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
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坚决推辞不就，称自己“做官就像做狗”。
病逝于台北，享年88岁。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