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
一场小型的“金融风暴”正在校园里酝酿。不是因为股票崩盘，而是因为学生们的口袋空了。物价飞涨，很多寒门学子连买书、吃饭的钱都凑不齐，甚至被迫辍学。高利贷者在校门口徘徊，像秃鹫一样盯着这些年轻的猎物。
在教务长办公室里，41岁的薛仙舟看着桌上的退学申请书，眉头紧锁。
他是刚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归来的经济学教授。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海归带回来的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或者是最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但薛仙舟带回来的，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合作社”。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他对学生们说，“每个人拿出一块钱，凑在一起，我们自己开银行，自己开书店。赚了钱大家分，遇到困难大家帮。”
几天后，中国高校里的第一个合作社——“复旦公学消费合作社”诞生了。紧接着，中国第一家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储蓄银行”也在他的推动下成立。
没有流血，没有游行，没有激昂的口号。在那个“主义”满天飞、枪炮声不断的乱世，薛仙舟在复旦的校园里，静悄悄地开启了一场关于“面包与尊严”的经济实验。他想证明：除了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国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经济民主的播种者
薛仙舟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民的经济共和国”。
早年在德国和美国留学的经历，让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巨大的贫富差距，冷漠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救不了中国，因为底层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穷人依然是富人的奴隶。
他眼中的解药，是“合作主义”（Cooperativism）。
不同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国家指令，合作社的核心是“人”。一人一票，利润返还，互助共济。
在复旦大学，他不仅是教务长，更是这场运动的布道者。他把经济学从枯燥的课本里解放出来，变成了学生们经营消费社、储蓄部的实践。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经济的压迫，要用经济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造就一种‘有道德的经济人’。”
他的课堂不只在教室，还在上海的弄堂里，在工人的棚户区。他创办了《平民周刊》，教工人如何组织消费合作社，教农民如何组织信用合作社。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农夫，在贫瘠的中国社会土壤里，播撒着“经济民主”的种子。
书生的突围
然而，在民国那个“大鱼吃小鱼”的丛林社会，薛仙舟的理想注定是脆弱的。
他创办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一度发展得很好，成为了上海工人和小市民的“贴心钱柜”。但它很快遭到了大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挤压。
军阀要征税，帮会要收保护费，买办银行要搞垄断。一个没有政治靠山、坚持“非盈利”原则的合作社，生存空间被无限压缩。
更让他痛苦的是内部的分裂。随着国共分裂，学生们开始分化。激进派认为合作社是“改良主义的麻醉剂”，阻碍了彻底的革命；保守派则认为他在搞“赤化”。
薛仙舟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者，试图用渐进的方式去修补这个破烂的社会。但在那个崇尚暴力和速成的年代，温和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历史的余音：未竟的乌托邦
1939年，薛仙舟在上海病逝，享年61岁。
他死的时候，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没能看到胜利，也没能看到他梦想中的“合作共和国”的实现。
在民国的大师群像中，薛仙舟的名字常常被忽略。他没有胡适的名气，没有蔡元培的地位，也没有陶行知那样悲壮。
但他是那个时代最独特的一盏灯。
他告诉我们，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应该是社会改造的实验室。他试图证明，在政治的喧嚣之外，还有一种静悄悄的力量，可以通过人与人的合作，去对抗贫穷，去重建社会的信任。
今天，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信用社、农业合作社时，不应忘记，在一百年前的复旦校园里，曾有一位戴着眼镜的教授，为了这个梦想，燃尽了自己的一生。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广东香山。自幼随父经商。
留学德国，后转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接触合作主义思想。
回国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教务长、教授。将经济学引入中国大学课程。
在复旦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社——“复旦公学消费合作社”。创办《平民周刊》。
发起成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任总经理。这是中国第一家合作制银行。
参与国民政府合作运动委员会工作，推动《合作社法》的制定。
病逝于上海，被誉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