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大雪纷飞，将这座前朝的皇家园林覆盖得严严实实。
袁世凯独自坐在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手里把玩着一枚刚铸好的银币。那是印着他侧面头像的“洪宪通宝”，银光在昏黄的灯下闪烁，俗称“袁大头”。
窗外，虽然还没正式登基，但京城的街道上已经开始有小贩叫卖这种象征新朝代的钱币了。他的长子袁克定告诉他，全国人民都在期盼他当皇帝，报纸上全是请愿书，《顺天时报》甚至把这描述为“众望所归”。
袁世凯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
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太乱了。议会里那些留学生整天吵吵闹闹，只会捣乱；南方的革命党只会搞暗杀；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只知道要吃饭。
“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一个皇帝。”他这样告诉自己，“只有皇帝的威权，才能镇住这些牛鬼蛇神，才能让这个古老的帝国重新运转起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份只给他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伪造的。他更不知道，在云南的深山里，那个他曾经提拔的学生蔡锷，已经磨好了讨袁的战刀。
他以为自己是在顺应民意，其实他是在逆流而上。这个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能臣”的精明人，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时代。
旧秩序的最后守护者
如果袁世凯在1912年死去，他可能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他是清末新政的实际操盘手。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打造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北洋军）；他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他建立巡警制度，铺设铁路，发展实业。
那个时候的袁世凯，精力充沛，目光如炬。他虽然是旧官僚出身，但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利用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来强化国家机器。
在辛亥革命的危局中，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他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终结了两千年的帝制；另一方面又迫使孙中山让位，兵不血刃地拿到了大总统的宝座。
他是当时全中国公认的“强人”。无论是列强，还是国内的立宪派，甚至连很多革命党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稳住中国这个大局。
“非袁不可。”
这四个字，既是当时社会的共识，也成了后来导致他膨胀的毒药。
权力的诅咒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的政治家，会做出称帝这样愚蠢的决定？
这不仅仅是野心，更是一种认知的局限。
袁世凯虽然在搞洋务，但在骨子里，他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家长。他无法理解“共和”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总统有任期，还要受议会监督，这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他相信的是“家天下”的稳定性。他认为，只有把权力神圣化、家族化，才能让底下的骄兵悍将真正服气，才能避免“人亡政息”。
此外，周围人的推波助澜也功不可没。想当“太子”的儿子袁克定，想当“开国功臣”的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甚至那个为了拉拢中国加入一战的美国顾问古德诺，都在暗示他：中国适合君主制。
他被包围在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里。他以为自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是顺理成章；结果他成了王莽，被天下共击之。
历史的余音：窃国大盗的悲哀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逝，只当了83天的皇帝。
他死得很惨。众叛亲离，连他最信任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都对他阳奉阴违。他在临终前，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他害了我。”有人说这个“他”指的是袁克定，也有人说是杨度。
袁世凯是个复杂的悲剧人物。他有能力，有手腕，甚至也有富强中国的愿望。但他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身体进入了20世纪，脑袋还留在19世纪。
他试图用旧的权术来解决新的问题，用个人的权威来替代制度的建设。他的失败证明了一个真理：历史的车轮一旦滚滚向前，任何试图倒车的强人，最终都会变成挡车的螳螂。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河南项城。家族是著名的官宦世家。
随军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驻朝十二年，崭露头角，被称为“袁司马”。
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成为北洋军阀的鼻祖。
辛亥革命爆发，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逼迫清帝退位，窃取革命果实。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镇压“二次革命”，当选正式大总统。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12月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在护国战争的打击下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因尿毒症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