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台北。冬雨绵绵。
83岁的于右任躺在和平医院的病床上。他那标志性的美髯——曾经被周恩来赞誉为“美髯公”的胡须，如今已稀疏花白，凌乱地铺在胸口。
护士想把他的日记本收起来，他却死死攥着不放。那是他最后岁月的唯一寄托。日记本里没有国家大事，没有党派纷争，只有他对那个回不去的地方的呓语。
前几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诗。没有题目，只有撕心裂肺的句子：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国民党的元老、监察院院长、一代书法宗师的绝笔。
他想把骨灰撒在玉山顶峰，因为那里是台湾最高的地方，或许能隔着海峡，看一眼他在陕西三原的老家。
他的一生，始于清末的狂生，盛于民国的元老，而终于海岛的游魂。这首《望大陆》，不仅是一个老人的乡愁，更是一代渡海者共同的悲歌。
一支笔胜过十万兵
年轻时的于右任，一点也不温和。
在清末的陕西，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他因为一张照片差点掉了脑袋——那是一张他披散着头发、赤裸上身、手提钢刀的照片。这在当时被视为造反的铁证，清廷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流亡上海后，他没有拿枪，而是拿起了笔。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报馆被封了就换个名字重开，“呼”完了“吁”，“吁”完了“立”。
他的笔锋极其犀利。他骂慈禧太后，骂袁世凯，骂贪官污吏。在辛亥革命前夜，他的报纸是革命党的喉舌。孙中山曾说：“右任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他不仅办报，还办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创立，都有他的心血。他相信，如果不开启民智，就算革命成功了，中国依然是黑暗的。
无力的清流
1931年，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这一干，就是34年，直到他死在台湾。
监察院，理论上是国家的最高监督机构，专打“老虎”。于右任上任之初，确实想做一番事业。他派监察使到各地巡视，弹劾贪官污吏。
但在这个“党国体制”下，法律往往要给权力和人情让路。
有一次，他弹劾了一位贪污的行政院长。蒋介石把他叫去，淡淡地说：“右任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于右任明白，他的“监察权”是有天花板的。他能拍苍蝇，但很难打真正的老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做这个院长，就像庙里的泥菩萨。看着威严，其实谁也管不了。”
为了排解这种苦闷，他把精力转向了书法。他创立了“标准草书”，试图规范汉字的草书写法，既保留美感，又便于书写，以此“节省国人时间，增强国家效能”。这或许是他作为文人，在政治受挫后，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报国的努力。
历史的余音：两袖清风
于右任是民国高官中出了名的“穷官”。
他从不置办房产，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台北，他都是租房子住。他也没有存款，他的钱大多用来接济朋友、资助教育，或者买书画碑帖了。
在台北去世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的保险箱里没有金条，没有股票，只有一纸欠条——那是他为了给三儿子筹办婚礼而借的债。
作为一个在国民党高层混迹了几十年的元老，他的清贫是对那个腐败政权最大的讽刺，也是他在浑浊官场中最后的尊严。
他走了，留下了那首让人痛哭的《望大陆》。在海峡的这一边，他是被尊敬的书法家；在那一边，他是被怀念的爱国者。他的胡子，他的诗，他的字，最终成为了连接两岸的一缕不断的文脉。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陕西三原。早年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因讽刺清廷被通缉。
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多份报纸，宣传革命。
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该校成为当时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
出任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任内创立“标准草书社”。
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晚年思乡心切，作《望大陆》诗。
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葬于大屯山巴拉卡公路旁，墓园面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