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一列深蓝色的专列在京奉铁路上疾驰。
53岁的张作霖坐在装饰奢华的包厢里，手里夹着一根还没抽完的香烟。车窗外，关外的黑土地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飞速后退。他刚刚被迫放弃了北京，放弃了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安国军大元帅”的名号，准备退回他的老巢——奉天（沈阳）。
他的心情很坏。南方那个叫蒋介石的小子带着北伐军打过来了，更让他心烦的是日本人。
几天前，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拿着《满蒙新五路协约》逼他签字，威胁说如果他不答应日本在满洲的特权，就不让他出关。张作霖拍了桌子，把那个日本人骂了出去：“我张作霖这辈子还没怕过谁！我不仅不签，还要把以前签的都赖掉！”
他是个马匪出身，最懂江湖规矩。江湖规矩就是：有便宜要占，但把柄不能留；如果对方逼急了，就翻脸。他玩了一辈子的“以夷制夷”，在日俄之间左右逢源，自以为高明。
火车慢慢减速，前方就是皇姑屯三洞桥了。
张作霖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整理了一下衣领。他想，只要回到了奉天，回到了他的三十万东北军中间，他依然是那个说一不二的东北王。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光冲天，铁轨扭曲，那节蓝色的车厢被巨大的气浪抛向了空中。张作霖的平衡术，连同他的野心，在这一刻被几百公斤黄色炸药彻底终结。
从兽医到大帅
张作霖的发家史，是一部标准的“乱世生存指南”。
他出身贫农，做过兽医，当过清兵，后来落草为寇，成了辽西一带著名的“保险队”头子。所谓的“保险队”，其实就是收保护费的土匪：你交钱，我保你不被别的土匪抢；你不交钱，我就抢你。
但他比普通土匪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懂得“洗白”。
日俄战争期间，他在俄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当双面间谍，两头拿钱，还在夹缝中壮大了队伍。清政府招安，他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大清的管带。辛亥革命时，他不仅不革命，还带兵杀进奉天城，把革命党人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以此向袁世凯表忠心，换来了“奉天督军”的位子。
他没读过书，但他懂人性。
“妈了个巴子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他对部下极好，拜把子兄弟张景惠、汤玉麟对他死心塌地；他对知识分子也极尊重，听到有学问的人来，他会特意换上长袍马褂去迎接。他把东北治理成了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经济最稳定的地区。奉天兵工厂能造大炮，东北大学能请来章士钊。
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混合体：既是残忍的土匪，又是精明的政治家；既是卖国条约的签字者，又是寸土不让的民族主义者。
致命的平衡术
张作霖一辈子都在玩平衡术。
在关内，他在直系、皖系之间纵横捭阖，几次入关，甚至一度问鼎中原，组建了“安国军政府”，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大元帅）。
在关外，他在日本和苏联之间走钢丝。他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来对抗苏联，又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来抵制日本人的贪婪。
日本人通过支持他，获得了南满铁路的特权；但张作霖反手就修了一条平行的铁路，跟南满铁路抢生意。日本人想在东北开矿、设厂，张作霖总是满口答应，然后用“拖”字诀，今天推给省议会，明天推给老百姓，把日本人耍得团团转。
他以为自己是耍猴人，日本人是猴子。
但他忘了，猴子急了是会咬人的，何况对方不是猴子，是一头贪婪的狼。
当北伐军逼近，张作霖失去利用价值，且越来越不听话时，日本关东军决定动手了。皇姑屯的那声巨响，宣告了张作霖这种“旧式军阀外交”的彻底破产。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所有的江湖狡黠都显得苍白无力。
历史的余音：东北魂
张作霖被抬回帅府时，喉咙已经被炸断了。
他用最后一口气，对身边的五夫人卢寿萱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
他死后，帅府秘不发丧。为了迷惑日本人，家里的姨太太们依然每天打麻将，厨房依然每天大摆宴席，医生依然每天进进出出假装换药。这出“空城计”，为张学良潜回沈阳主持大局赢得了宝贵的两周时间。
张作霖的一生，是草莽英雄的巅峰。他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只信奉“枪杆子”和“义气”。
他虽然出身卑微，甚至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但在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他守住了底线。他至死没有在出卖东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他的死，让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局势瞬间失控，但也让他从一个地方军阀，变成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民族符号。
档案 · 生平简表
出生于奉天海城。早年投身绿林，后被清政府招安。
袁世凯死后，任奉天督军兼省长，逐步统一东三省，成为“东北王”。
联合直系在直皖战争中击败段祺瑞，势力扩展至关内。
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控制北京政府。大力发展东北军工与教育。
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元首。
6月4日，乘专列返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成重伤，当日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