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中国农民革命不断上演王朝更替的故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指皇权的合法性，“不患寡患不均”是对贫富分化的反抗，却始终没有触及征税权的问题。王朝建立之初往往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随着经济民生恢复发展，开始不甘寂寞各种折腾，有的好大喜功，有的穷兵黩武，有的穷奢极欲，有的昏庸至极，但最终都是百姓用税赋埋单。国库亏空后诉诸横征暴敛，往往成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千百年来王朝兴衰更替围绕着税赋多寡这条主线展开。轻徭薄赋的理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托克维尔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经济学家熊比特说：“剥去国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识形态的外衣，剩下的躯壳就是预算”——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国家总体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塑形作用，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事件中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征”。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和对象都不是君主制，而是征税权的问题。1689年《权利法案》共14条内容只有两条涉及经济，都和税赋有关：一是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二是未经审判国王不得罚款。英国本土对王权的限制并没有自动适用北美殖民地，殖民地没有摆脱被任意征税的命运。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列强都想开拓殖民地，但开拓殖民需要钱，九死一生，风险极大，国家财政不愿意资助这种事业。当时出现两种办法，民间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制，这是现代公司制的起源。官方就是国王自掏腰包资助海军，本着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开拓出来的殖民地自然属于国王。殖民地作为国王的私产，有时候会被赏赐给有功勋的人，或者用来解决经济问题。英王查理二世欠了英国贵族William Penn一大笔钱还不上，就用北美一块殖民地抵债，把这片地改名为Pennsylvania，意思是Penn的林地，这就是北美13块殖民地之一的宾夕法尼亚。既然作为国王私产，北美殖民地不适用《权利法案》似乎也说得过去，生而平等的权利意识不会泯灭。
假设有这样的英国豪门，哥哥继承了家族在本土的庄园，弟弟继承了北美的一处庄园。他们有着同一个国王，但哥哥在英国享受良好的法律保护，弟弟却要支付高得多的税赋，弟弟作何感想？在当时的美洲大陆，这样的不公普遍存在。同宗同源的人群因为歧视性的政策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最终一场反对英国《茶税法》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演变为独立战争。美国开国元勋们当然不会忘记英王的“光荣历史”，立国之初就把税赋权力牢牢锁定在国会。早期的国会预算是一揽子方案，白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随着党争和政府扩权，国会对税收和开支管得越来越具体。
税收权的分配不仅体现在国会和行政之间的制衡，也体现在联邦和地方之间的分税。粗略地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合计超过90%，外加少量的关税和其他，开支主要是社保、医保、应急、军费（美国军费开支退伍军人费用是大头，这和国内不同）、联邦机构开支等，合计超过90%。州及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房地产税（物业税）、销售税、汽车牌照税，支出主要是教育、公共安全、卫生以及各级机构开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不管教育，所以没有国立大学一说，排名前三名的公立大学是加州大学、佛吉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都是州政府资助的大学。警察、法院也是联邦和地方两套独立的体系，互不干涉。美国某个州教育、安全、保障好不好，主要取决于本地财政收支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州政府不必跑部钱进。经常看到州长敢和总统互怼，财政独立正是底气的来源之一。中央地方财政分权对美国社会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常常被人忽视，更多人关注的是国会和白宫的预算之争。
美国州以下地方政府通常施行平衡预算制度，不允许赤字。联邦政府可以赤字，但也不是无限赤字，上限由国会来定。国会议员对税收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纳税人的观感和自己的选票，所以国会对行政部门预算向来苛刻，吹毛求疵，能省则省。社保、医保、救济、应急、军费等都是刚性且要不断增长的支出，白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到预算瓶颈。共和党执政偏爱减税，税源减少，容易发生赤字。民主党执政偏爱各种社保福利，开支增加，也容易发生赤字。几十年来除了克林顿政府以外，几乎每届政府都有遇到政府预算危机。这是美国政府频繁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制度原因。以往的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到联邦政府日常运行，但在这次危机会影响美国兑付国债的能力。债务违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大事，更何况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因此这次债务危机引起广泛关注。
美国的预算制度不经批准就不能突破，属于硬约束。弊端是扯皮的情况很多，效率很低，甚至导致政府关门在所不惜。一些投入资金量大，周期长，成效不确定的项目，行政部门更难说服国会批准，所以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方面往往发展滞后，美国高铁就是一个例子。硬约束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首先是财政收支公开透明，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其次是始终保持较低的宏观税赋水平（20-25%）。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良好的税收环境是重要的国家优势。在微观方面，注重效率的预算体系带动了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政务外包就是在预算有限的条件下“逼出来”的创新，特别是军工、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外包，但能把发射火箭成本降得这么低的，只有马斯克。
美国这次债务危机会用不了多久应该就能解决，国家信用毕竟不是开玩笑的，毕竟美国财政还没有窘迫到那个程度。政府债务危机频发很大程度上是现有权力运行规则之下的扯皮、作秀、党争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相比之下，很多国家政府预算是软约束，没钱了就印，通胀率达到两三位数，才是对老百姓的一次又一次洗劫。
两千余年来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一直是中国社会核心问题之一，财权又是所有权力的核心。中央权力过大，地方缺乏活力，民生艰难导致社会不稳，历史教训很多。地方过大，则可能会出现失控，唐朝就是先例。中国不是美国那种权力制衡模式，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关系比较复杂。尽管在法律上地方政府不能赤字，要遵守平衡预算原则，但实际上通过城投等政府运作的公司间接融资形成了巨额债务规模，风险很大。近期不少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医保、社保、城投甚至工资发放问题，都可以归因于政府没钱了。软预算的问题由来已久，但长期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矛盾，推迟了很多问题发生，随着疫情爆发以及百年变局，地方债务问题不断显露。近年来中央一再表态对地方债务不兜底，传达“硬约束”的概念，但实际能做到什么程度，结果如何，已经超出了我的分析能力。
政府支出要有成本意识，一切财政开支都来自纳税人，政府的试错成本最终都会成为全社会的成本，也关乎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只有用有限的钱做有限的事才能把事做好，只有面临硬预算约束，花钱时候才会精打细算，才会把钱花在最该花的地方。有限政府和硬预算约束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不爽，会失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却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