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和上海的关联。
在大连，最常去的饭店是星海广场的上海城。喜欢那里的阿婆红烧肉、杭州酱鸭、宁波烤菜、香糟黄鱼、酒酿元子、塔菜冬笋、四喜考夫、松鼠鳜鱼、大闸蟹、鸡毛菜、小笼包……无论和家人在一起还是同学聚餐，选择上海城的时候很多。
2004年留学回国，坐全日空航班。在机场过磅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很干练，看一眼我们的行李说：你们的行李每一件超重很多，逐一过磅要交很多费用。她让我们等一下，然后到值机柜台后面说了些什么，航空公司直接放行了。利用检查行李的间隙，她聊了几句：她在洛杉矶机场工作，是上海人。
记得出国时在东京经停，一起乘坐摆渡车的一群日本航空公司空姐非常漂亮，和印象中的日本女人短腿小眼的感觉出入很大，我们一群男生大开眼界。下车时才知道，是在日航工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上海。
2004年到上海出差，临行前领导嘱咐：上海人的习惯，饭菜分量很小，可能吃不饱，不够吃先应付场面，回头我们自己再出去。不要让上海同行笑话我们东北人太能吃。结果上海人可能比我们还了解东北人，每顿饭都给我们安排得非常丰盛，而且仍然保留了分量好小的习惯，所以最多的一桌上了三十多种菜。回到大连后，到我们平常喜欢去的川王府吃完饭，一看到脸盆大的盘子上桌顿时有些晕。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从小学到今天，这个概念一直如此，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指标衡量。上海的大，既不在于城市规模，也不在于城市格局，因为这两方面北京要大气得多。上海的大，在于她的经济实力，往后再说，还在于文化的力量。
无论考古学把上海的历史提前几千年，上海真正的历史起点仍然是鸦片战争——尽管听起来不舒服，鸦片战争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海是英国主导建立的自由港和定居点（租界的英文就是 Settlement，定居点之意），《南京条约》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讲不平等条约时偏重赔了多少银子，其实影响更大的是主权让渡——允许英国人在我们主权国家治下实行经济自治。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自治和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城市就是中世纪时代人们实施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特区。随着城市影响的扩大，自治的概念不断扩大，终于扩展到全国，自治权的争夺是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即使到今天，城市自治也是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社会的基础。
英国占据上海后，上海才开始变成上海市。上海沿着欧洲中世纪的模式开始城市化，即工商业自由和城市自治。上海的城市化模式放在中国的背景里显得特别突兀，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城市向来是权力的中心（都城、州府所在地），而不是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是权力集中的地方，权力集中的地方必然伴随着管制和服从，地方皆是王土，市民皆是王臣。人们只有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才发现，生活里方方面面需要自己来解决，也就是自治。
自治是自由和责任的混合物，没有责任的自治是地痞，没有自由的自治根本不能称其为自治。所以一个自治的城市需要人们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城市自治以及工商业自治相伴随的报纸、杂志、电影、洋行、近代教育、交通通讯这些手段也最早或很早在上海出现。当这些元素不断积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领先地位已经是国内其他城市不可相提并论的了。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是真正国际化的，按照世界通行规则运行的都市，所以才能称为东方巴黎、东方明珠——一个旧体制下的城市是不可能担当这样的称号的。上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有现代意义的城市。
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就是士农工商，宗教和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中国传统的城市里，社会规则是围绕士、农展开的，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官僚和农民之间的规则：官场的基本规则是谎言和暴力，农民的基本规则是随意和自我。欧洲城市是以服务工商为主要目的的，工商社会的基本规则是利益和规则、世俗和理性。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更像一个工商城市。商业是狡诈的，但商业却是有规则的；商人是逐利的，所以商业社会是现实、世俗的——商业利益离不开别人的合作，过于赤裸的逐利是行不通的，所以商业社会也是虚伪的。
上海人看其他人都是乡下人，这话并非全然是歧视。在北京坐地铁，几乎天天能遇到农民工，车来的时候会直接抢到队伍最前面，完全忽视后面排队的人，随身携带很多包裹，路很远却喜欢堵在门口，人很近却喜欢全车厢都能听到的调门说话。我认为他们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甚至有些敏感的，无论如何不会是傲慢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和文化在生活。上海的文化和规则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不一样，对规则的理解不一样。
在上海地铁站买票，发现自动售票机并不方便，感慨这么现代的城市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到人工售票窗口发现，上海地铁除了一次性车票，还有日票和三日票，用起来就像月票一样方便。这样的安排在欧美很常见，但在国内还是第一次遇到。城市越现代，制度越人性化，反之亦然。
在酒店停车，没有车位了，就停在路口，仍然交了30元的停车费。过了一个多小时，停车场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有车位了，可以停到里面。我说不了，下着雨，太麻烦，停哪里都一样。他说：不安全。我说，买了保险，里面没有贵重物品。无论我怎么说，他还是坚持把车子停到里面去。重新停好车后，他对我说：我收了你的钱，就要帮你把车子看好。不差言利，尽职尽责，这正是商业文化或者上海文化的最好注解。
在繁华的淮海路，无意中看到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店面不大，却临街，料想经营压力一定不会小。我对繁华街头的小书店向来感兴趣，就走进去看看，书店的品味不错，买了几本关于波普尔还有林达写的书。真正的文明，繁华和读书是不会冲突的——如果在一个现代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的消费无力支撑繁华街头的一家书店，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城市还是这群人，都是缺乏内涵的，不雅致的，连附庸风雅都算不上。
易中天说，雅致是上海的空气，其实说雅致是江南文化的空气也可以。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出现却没有成长起来，差的不是雅致的空气，而是重视规则和自治精神的商业社会环境。虽然同样地处文化的江南，但上海在这方面却与众不同。所以上海人喜欢说，阿拉上海。
这次到上海办事，有两天空闲，就在网上订了车，自己开，走走停停，随心所欲，一个人感受城市。这种方式几乎包含了我喜欢的各种要素：一个人，陌生感，参与感，自力更生，有挑战。本来可以租带司机的车，但不喜欢这种方便。
上海道路标识非常合理，只要记住几个环线、高架路、标志性地点，基本上能搞定。当然，为了防止开到日本去，还是租了带导航仪的车。事实证明，导航仪基本上是一种心理安慰：当我们的看法一致时，跟它走没有错；我们有争议时，基本上都是我对了。曾经有一段路，导航仪一路上都在提醒我前方掉头，我一边在做心理斗争，一边我行我素，结果它和我吵了半小时后，我到了目的地。
上海是很现代的城市，虽然可以认为是陆家嘴的那些高楼就是现代，但我认为，现代是大品牌都不敢错过在这个城市存在的理由。国外的小众品牌也会在你不经意间出现在街头。在今天的中国，任何有一点点开放色的城市都有 LV 和 CD 的广告，但很多小众品牌根本不会到那些不是很开放的城市，至少一开始不是。Banana Republic 至今只在上海有旗舰店，北京都没有。Lladro 的瓷器只在上海、北京很少的店里出现，款式不多；但在东京银座的 Lladro 专卖店，无论是数量还是款式都让人叹惊。我甚至还在上海看到了 Lalique 水晶的广告，惊鸿一瞥，不确定是否有店，但能确定名字不会看错。和施华洛世奇水晶相比，Lalique 水晶的知名度要小得多，却是小圈子里追捧的名品。支撑大品牌，只要人傻钱多就够了；支撑小众品牌，需要一个城市里有足够的特殊消费群体。这就是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区别。
上海最有名气的商业街是南京路，但上海人更喜欢到淮海路去购物，我虽然不是上海人，也是喜欢淮海路多过南京路。开车从南北高架很容易找到淮海路，顺道路行驶就可以了。这是一条不是很长、也不是很宽的街。西段古旧的房子多，都不是很高；东段现代建筑多一些。我曾想测一下淮海路的长度，开车边走边看，结果一不小心开到了浦东的陆家嘴嘴。
淮海路两侧的老房子很有特色，虽然不是高楼，感觉却更像城市。淮海路商业街也不是仅有一条街，在淮海路工商银行路口南侧，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街区也很有味道。维护良好的老式房子，有历史的品牌，代表现代工业的企业，代表时尚和忙碌的女人——画面具备了我想要的所有元素，却没有任何多余。我把车停在这个位置至少半小时，突然想到余则成和翠萍，尽管他们的故事在天津，但画面的质感却没有多少区别。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也是这个味道，巴黎也是这个味道：很多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都是这个味道。历史和现代的融合，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都显得更加动人。
原载天涯博客「如果人都是天使」，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