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聚集：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聚集。大城市通常出现在具备某些生产要素或者是要素流动十分方便的地方。古代中国大城市主要围绕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便利的地方分布，例如水土条件优越的平原，或者内河沿线。西安、成都、广州、杭州、南京、洛阳就是这类城市的代表。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海运和铁路运输成为决定要素分布的重要因素，大城市出现重新分布，哈尔滨、石家庄、郑州、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武汉这些重要城市都伴随着近现代交通业的发展而发展壮大，甚至从乡村、小县城一跃成为中心城市。大城市的分布规律，中国如此，国外也如此。

经济组织存在的原因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城市也是。空间距离造成运输成本、沟通成本等交易费用增加是绕不开的问题。将生产要素聚集起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这正是城市存在的根本原因。聚集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劳动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和多样性和效率提升，所以城市越大，生产生活越是丰富多彩。另一个效应是规模经济，大规模带来成本优。差异化和成本是产品最根本的优势所在。

规模的边界：从牛车到地铁

城市规模并不会无限扩张，主要是城市发展会遇到各种资源的约束，当某些约束代价超过了聚集的利益时，城市发展就会停下来。古代世界大城市一般达到几百万人口就到了极限，因为在那个时代，供水、粮食、排污等已经达到极限。

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城市最佳规模的上限。现在千万人口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特大城市，三四千万人口的都会区在世界上也不算少。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有可能出现上亿人口的都会区。理论上，如果技术能够解决各种发展瓶颈，那么城市规模会趋于无限扩张。

卫星城的迷思

大城市发展受到质疑和限制，主要源于大城市病。其实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白居易就被人告知长安“居不易”。唐朝采用东西两京制度，实际上是迫于水和粮食供应的无奈。

由于大城市病，几十年前世界上出现了卫星城的概念。卫星城的概念很美好，但运行几十年后发现卫星城非但没有帮助大城市疏解人口，反倒成为大城市吸收人口的跳板。

“匮乏，难道不是一种病么？很多现代商业业态在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里根本不会出现。”

一般来说，卫星城距离主城在30公里以内的，会慢慢和主城融为一体，成为主城的新边界。新德里、新宿、浦东、新泽西，都是如此。但超过这个距离，达到50-70公里的，甚至100公里以上时，两个城市的经济往来呈指数级下降，卫星城蜕化为功能单一经济萧条的中小城市。曾经被疏解出去的大城市功能和人口，又重新回到大城市。人口和功能疏解成为一厢情愿。

北京和天津相距140公里，是华北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但两个城市就是各自发展，根本不像长三角那种分工合作关系。我觉得京津两个城市间要素交流还存在很多障碍是根本原因，包括空间和文化的距离。

不可逆转的趋势

城市化进程根本上是市场驱动下的生产要素优化的过程，技术是这个过程的重要推动力。全球范围内，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伦敦、东京、纽约、上海……这些城市都在不长的时间里人口从百万级跨入千万级。城区面积都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像洛杉矶、东京甚至超过了4000平方公里。

北京本来是政治文化对外交流中心，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北京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和北京的情况类似，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之初就是作为单纯的政治中心出现的，几乎没有多少经济职能，但几十年来华盛顿及周边地区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快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当一个城市拥有十分优越的生产要素，很难不出现优越的经济资源，想人为阻止都难。

大城市化已经是显然的现象和趋势，解决大城市问题的出路在于技术，而不在于人为地疏解。卫星城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在远离主城区造城，违背了城市化发展规律，恐怕难免是资源浪费，虎头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