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从不缺少秘密消息。清代的密折制度让皇帝在正式公文之外，直接从地方大员那里得到消息，规模之大在同时代罕见。到二十世纪初，这套制度面对革命党却几乎无能为力。民国的情报机构要从另外几个来源重新建立。

密折政治

密折在康熙朝已经出现，皇帝让亲信官员在正式题本之外另写奏折，直接呈送御前，内容不拘格式，所见所闻都可以写。雍正朝把这套做法扩大并定型，有权具折的官员从督抚、布政使、按察使扩展到提督、总兵以至部分道府官员，一般的统计认为雍正朝具折人超过一千人。保存至今的雍正朝朱批奏折数以万计。

密折的性质是君臣之间的私人通信。皇帝选择信得过的官员，让他们直接对自己负责，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皇帝与个别官员之间的信任。密折没有专门的处理机构，没有情报分析人员，也不承担对某一类敌对力量的系统侦察。它的作用在于让皇帝绕过六部和督抚的层层公文，了解地方实情，考察官员。皇帝本人勤政，密折就灵；继位者兴趣不同，效力随之下降。

现代的情报机构要求另一套条件：常设的专门机构，不随个别领导人更替而解体的人事制度，对特定对象的长期侦察，情报与行动之间的快速衔接，以及与警察、军队、外交部门的协同。这些条件的前提是国家本身有需要保守和获取的秘密利益。

1900年前后，清廷面对的对手已经变了。革命党人在东京、横滨、香港、新加坡办报、筹款、策划暗杀和起义，宣传品和经费从海外运回内地，秘密会党也被组织进有纲领、有刊物、有海外支持者的政治团体。密折能让皇帝知道某个督抚是否贪污、是否结党，却无法追踪一个跨越国界、公开宣传而又准备武装起义的政党。

清末新政与警务改革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推行新政，现代警察制度是改革的一项。1901年，日本人川岛浪速受托在北京主办警务学堂，培训警官。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警务学堂和巡警局，随后把这套办法推广到天津，赵秉钧是袁世凯系统里主持警务的主要人物。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次年改为民政部，各省陆续设立巡警道。日本的警察制度在明治时期大量参照了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普鲁士的模式，中国第一代现代警察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经日本转手输入的。

袁世凯的北洋系统把军队、警察、侦探结合起来，用于城市治安和政治监控。民国初年，北京的京师警察厅、军警执法处和各种侦探机构承担了监视政敌的职能，1913年宋教仁案的调查中，就牵出了内务部和侦探系统的人物。与密折相比，这套体系属于行政机构，领导人更替，机构和技术都能延续；它的缺点在于派系色彩极重，侦探往往为某一位军阀或政客服务。

日本的警察与宪兵体制

另一条线索来自日本。日本陆军在1881年设立宪兵，最初参照法国宪兵制度，负责军纪，后来在朝鲜、关东州和中国占领区承担了大量治安和情报工作。1911年「大逆事件」之后，日本内务省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课，专门监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此后各府县普遍设立特高警察，负责思想监控。宪兵系统内部也设有特高课。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朝鲜总督府的警察和宪兵体系成为殖民地镇压民族运动的主要工具。1920年代以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的领事馆警察、关东军和宪兵队，跟踪中国共产党、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各类反日团体。日本的情报与治安机构在中国扮演双重角色：它们是国共双方都要应对的外部力量，同时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亲眼见过这套警察制度，回国后把相关知识带进军警教育。

经黄埔传入的苏联制度

第三条线索来自苏联。1917年12月，苏俄设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Cheka），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次年扩为联合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开办，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从1924年秋起任政治部主任。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加伦（Vasily Blyukher）等苏联顾问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建军，秘密交通、组织审查和政治保卫的方法也随之传入。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这些方法被两党分别继承。共产党方面，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周恩来主持，负责保卫中央机关、搜集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处叛徒。国民党方面，黄埔出身的军官戴笠、贺衷寒、康泽等人，后来在复兴社、力行社的系统里建立特务组织。1932年，力行社设立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这是后来军统的前身。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调查科，是后来中统系统的源头。这个机构从党务出发，处理的是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问题：如何审查党员，控制干部，监视社团和舆论。

三个来源

清末警务、日本的警察与宪兵体制、苏联的政治保卫制度，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汇合，民国的情报机构在这一时期成形。此前的秘密政治属于皇帝或军阀个人；此后的情报机构名义上属于党和国家，有编制、经费、训练班和档案。

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没有完全摆脱人身依附。军统的运转高度依赖戴笠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信任，中统则长期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派系绑在一起。制度化与个人化并存，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影响了它在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改组。

本系列以下各篇依次讨论上海这一情报战场、外部力量、军统、中统、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与金融、情报与知识界，以及迁台以后的制度化。

延伸阅读

  •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Frederic Wakeman,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Hans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