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谍战叙事常把中央特科看作中共方面的「军统」。这一类比容易忽略特科的处境：一个没有地盘、没有军队、没有合法身份的政党，在对方警察和特务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城市里，如何保住自己的领导机关。特科要解决的首先是生存问题。
军统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蒋介石的意图；特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不被消灭。两个问题决定了两套不同的组织方法。
1927年以后的上海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失去了合法活动的可能。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在上海坚持下来，与这座城市的分治格局有关。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法租界由法国总领事和公董局管理，南市和闸北属于华界。几块辖区之间往往只隔一条马路，各方警察的协作有限，引渡手续复杂。一个在华界被通缉的人可以躲进租界，在一处租界暴露了，还可以转到另一处；上海待不下去，还可以撤往香港或其他城市。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中分析了这一格局。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是上海最有经验的反共机构，但它的权限只及公共租界，进入华界需要中国警方配合，进入法租界更为困难。租界巡捕房时常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搜捕中共机关、引渡被捕者，也时常抵制国民党特务越界行动。
1927年秋，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此后直到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上海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央特科就是为保卫这个中枢而设立的。
组织与方法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下设中央特科，周恩来实际主持。特科逐步形成四个科：
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中央机关的房屋、掩护、经费和后勤；
第二科为情报科，陈赓任科长，负责搜集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机关的情报，向对方内部派遣人员；
第三科为行动科，即「红队」，由顾顺章掌握，负责惩处叛徒和告密者、营救被捕同志；
第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1928年以后组建，李强等人负责研制电台、培训报务员，建立中央与各苏区之间的无线电联络。
特科的工作方法有几项基本规则。一是单线联系：每个人只与一名上级联系，不了解横向的同志，一处被破获，损失可以控制在最小范围。二是职业掩护：特科人员都要有经得起盘查的公开身份，如医生、商人、店员、教员，住处要有像样的家庭和邻里关系。三是随时转移：机关要能在几小时内撤空，文件用后即毁，开会地点经常更换。
这些规则的建立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历，使他熟悉军事组织和城市秘密工作；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秘密工作经验，也通过陈赓等赴苏学习的干部传入。
打入调查科的三个人
特科最著名的渗透，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学医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在上海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训练班，受到时任局长徐恩曾的赏识，后来随徐恩曾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他先后把李克农、胡底介绍进徐恩曾的系统：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职，胡底到天津主持以长城通讯社为名义的情报机构。三人组成秘密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通过陈赓与特科联系。
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滞留汉口，以魔术师的身份公开演出，被叛徒认出，4月24日前后被国民党武汉方面逮捕。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实际主持特科的保卫和行动工作，掌握着中央机关、领导人住址、交通线和许多党员的真实身份。他被捕后随即叛变，要求面见蒋介石。
武汉方面接连向南京的徐恩曾发出急电报告此事。电报送到调查科时，徐恩曾不在，由钱壮飞译出。钱壮飞随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把消息报告李克农，自己也在当天离开南京。李克农通过陈赓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两天之内组织了紧急转移：中央领导人搬离原住处，顾顺章知道的机关全部撤空，他所掌握的交通线和联络人员通知转移，一些已经暴露的干部被送出上海。徐恩曾一方根据顾顺章的供词在上海大举搜捕时，大多数目标已经转移。
损失仍然很大。已经化名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恽代英，被顾顺章认出身份后遭到杀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外出时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两天后被处决。此后一年多里，上海的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撤往中央苏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也离开了国民党系统，转入苏区工作；钱壮飞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胡底同年在长征途中遇害。
从特科到社会部
顾顺章叛变之后，特科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许多干部已经暴露，原有的隐蔽办法大多失效。1931年下半年以后，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等人先后负责，规模缩小。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瑞金，上海的地下工作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1935年上海中央局连遭破坏，中央特科随之停止活动。
特科的组织方法延续了下来。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中央社会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任副部长，负责情报、保卫和反间谍工作。社会部是在自己地盘上设立的正式机关，工作重点转向党内审查和对外情报，单线联系、职业掩护、审查和处置叛徒等方法仍然沿用。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和保卫机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方法来自这一系统。
两种组织方法
军统有正式编制、合法身份、军队背景、国家预算和领袖授权，它的主要任务是把蒋介石的判断转化为行动：逮捕、审讯、暗杀、敌后破坏和对外情报。它的弱点是依赖个人、派系倾轧、暴力越出法律边界。
特科没有编制，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军队和预算，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军警、特务、租界巡捕房和地方军阀情报机构的连续打击下，保住组织的延续。它的弱点是一旦核心人物叛变，整个系统就面临覆灭。1931年4月的顾顺章事件，同时显示了特科的方法有多有效，以及这套方法有多脆弱。
同一时期国民党方面的秘密机构，见本系列《戴笠的机器：军统的兴衰》（/article/military-bureau-of-investigation-and-statistics）。
参考文献
- 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Patricia Stranahan,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 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