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的欧洲 · 欧洲千年图谱

14世纪的欧洲几乎集齐了一个社会可能遭遇的所有灾难：连年阴雨带来的饥荒，史无前例的瘟疫，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战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还有两位乃至三位教皇同时并立的教会分裂。1453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入奥斯曼人（Ottomans）之手，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终结。许多通俗读物把这一个半世纪写成中世纪的黄昏，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919年的名著干脆题为《中世纪的秋天》（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这一时期的欧洲确实损失惨重，按人口比例计算，黑死病是欧洲有记载以来死亡最惨重的一次灾难。幸存者的社会也在灾难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变得稀缺而昂贵，农奴制在西欧逐渐瓦解，国王学会了常设征税和维持常备军，教会的最高权威第一次被公开追问。理解这一个半世纪，要同时看到毁灭与重组两个方面。

增长的尽头

13世纪末，欧洲持续了两三百年的人口增长已经逼近土地的承载极限。好地早已开垦，新垦的多是贫瘠的山坡和沼泽边缘，许多农户只能耕种很小的地块，一遇歉收便无以为继。英国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据此提出，14世纪的危机首先是一场人口与资源失衡的危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描述的机制相似。

气候也在变化。中世纪温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结束，欧洲北部进入一个更冷、更不稳定的时期。1315至1317年，连续的阴雨和寒冷使庄稼烂在地里，牲畜大批死于疫病，史称“大饥荒”（Great Famine）。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的死亡人口约占一成。英国史学家布鲁斯·坎贝尔（Bruce Campbell）在2016年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ition）中把气候、疾病与社会放在一起考察，认为欧亚大陆在这一时期正经历一次环境条件的急剧转变，欧洲的危机是其中的一部分。

黑死病

三十年后到来的是更大的灾难。1347年秋，来自黑海的热那亚（Genoa）商船把鼠疫带到西西里（Sicily）的墨西拿（Messina），疫情随后沿着商路和河道传遍地中海沿岸：1348年到达佛罗伦萨（Florence）、巴黎（Paris）和伦敦（London），1349至1350年传到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和东欧。意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以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为背景，开篇描述了城中尸体无人收殓、亲人彼此遗弃的景象。

这场瘟疫后来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它的病原体长期有争议，21世纪的古代DNA研究给出了答案：2011年，研究者从伦敦东史密斯菲尔德（East Smithfield）瘟疫墓地的遗骸中复原出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的基因组；2022年的另一项研究把这一株鼠疫的起源追溯到中亚天山（Tian Shan）地区、今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境内1338至1339年的墓葬。瘟疫大概是沿着蒙古时代畅通的欧亚商路西传，经黑海的港口进入地中海。

到1351年，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亡。挪威学者奥勒·贝内迪克托（Ole Benedictow）根据地方档案估计的比例更高，接近六成，这一估计在学界有争议。此后几十年里，瘟疫又多次复发，1361年的第二次大流行尤其使儿童大量死亡。欧洲人口直到15世纪末才开始明显恢复，部分地区恢复到瘟疫前水平要到16世纪。

恐惧与迫害

面对一种无法解释、无法阻挡的死亡，许多人把瘟疫理解为上帝的惩罚。成群结队的鞭笞派（Flagellants）在德意志和低地国家游走，当众鞭打自己以求赎罪，1349年教皇克莱孟六世（Pope Clement VI）下令禁止这一运动。

恐惧也转化为对少数群体的迫害。许多城市流传犹太人在水井中投毒的谣言，1348至1349年间，从法国南部、瑞士到莱茵河流域，大批犹太社群遭到屠杀，1349年2月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屠杀尤为惨烈。克莱孟六世在1348年发布诏书，指出犹太人同样死于瘟疫，谴责投毒指控，但教皇的诏书在各地城市的暴力面前效果有限。许多幸存的犹太人向东迁往波兰（Poland）和立陶宛（Lithuania），那里的统治者愿意接纳他们，东欧后来成为此后数百年欧洲犹太人口的主要聚居地。

死亡的文化与检疫的发明

瘟疫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反复出现，改变了欧洲人面对死亡的方式。15世纪的教堂壁画和版画中流行“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的题材：骷髅牵着教皇、皇帝、商人和农夫一同起舞，表示死亡对所有等级一视同仁。一些高级教士和贵族在墓上雕刻自己腐烂尸身的形象，称为“腐尸墓”（transi tomb）。富人纷纷出资设立“追思礼拜堂”（chantry），供养神父为自己的灵魂长期举行弥撒；城市里的宗教兄弟会（confraternities）为成员提供丧葬和互助。

医学对瘟疫无能为力。巴黎大学医学院在1348年应法王之请提交的报告，把瘟疫归因于1345年的一次行星会合所造成的空气腐败，这是当时最权威的解释。城市当局在经验中摸索出了更有效的办法。1377年，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Ragusa，今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规定，来自疫区的船只和旅客须先在城外隔离三十天才能入城，后来延长为四十天，意大利语的“四十天”（quaranta giorni）就是英语“检疫”（quarantine）一词的来源。1423年，威尼斯（Venice）在潟湖中的一座小岛上设立了专门收治病人的隔离医院（lazaretto），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又相继设立常设的卫生委员会，负责封锁疫区、登记死亡、清理街道。现代公共卫生的若干基本手段，正是在黑死病之后的反复流行中形成的。

劳动变得昂贵

人口锐减以后，土地相对充裕，劳动力却变得稀缺。幸存的农民和雇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更低的地租，许多领主只能让步。统治者试图用法律把工资压回瘟疫前的水平：英格兰在1349年颁布《劳工敕令》（Ordinance of Labourers），1351年又由议会通过《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urers），规定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违者处罚。法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还激起了普遍的不满。

不满在几十年间演变为暴力。1358年，法国北部的农民在英军劫掠和贵族勒索的双重压迫下发动扎克雷起义（Jacquerie）；1378年，佛罗伦萨毛纺业中没有行会身份的梳毛工发动梳毛工起义（Revolt of the Ciompi），一度夺取城市政权；1381年，英格兰因征收人头税爆发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起义者在瓦特·泰勒（Wat Tyler）率领下进入伦敦，教士约翰·鲍尔（John Ball）的布道质问：“亚当耕田、夏娃纺织之时，谁是绅士？”这句话以多种版本见于当时的编年史。

起义都被镇压了，趋势却没有逆转。15世纪，英格兰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农奴制逐渐消失，农民以货币地租租种土地，实际工资明显高于瘟疫以前，有经济史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普通劳动者的“黄金时代”。易北河（Elbe）以东的情况恰好相反：16世纪以后，面向西欧出口粮食的东欧地主反而强化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史称“再版农奴制”（second serfdom）。

人口减少也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和土地利用。粮价相对下降，工资相对上升，普通人吃到了更多的肉、奶酪和啤酒；许多地力贫瘠的耕地被放弃，改为牧场，英格兰大量养羊，羊毛出口逐渐转向本国的呢绒制造。一些村庄在瘟疫和随后的土地重组中被彻底废弃，英格兰至今可以辨认出数以千计的“废弃村庄”（deserted medieval villages）遗址。

同样的人口冲击为什么在东西欧产生了相反的结果？1976年，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波斯坦和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人口解释，认为决定结果的是各地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阶级结构。这场“布伦纳辩论”（Brenner debate）持续多年，至今仍是讨论欧洲经济分化的经典起点。

百年战争

1337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以母亲是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IV）之女为由，主张法国王位，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开始。争议的背后还有具体的利益：英王在法国西南的加斯科涅（Gascony）领有土地，是法王的封臣；佛兰德斯（Flanders）的毛纺城市依赖英格兰的羊毛。

战争的前半段英国占尽上风。1340年英国舰队在斯勒伊斯（Sluys）海战中击溃法国舰队，1346年英军在克雷西（Crécy）以长弓手击溃法国骑士，次年攻占加莱（Calais）；1356年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在普瓦捷（Poitiers）俘虏了法王约翰二世（John II），1360年的《布雷蒂尼条约》（Treaty of Brétigny）让英国获得法国西部的大片领土。此后法国一度收复失地，15世纪初又因王室内讧陷入困境。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Henry V）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大胜，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规定亨利五世为法国王位继承人。

转折出现在1429年。来自洛林（Lorraine）边境村庄的贞德（Joan of Arc）随军解奥尔良（Orléans）之围，护送王太子到兰斯（Reims）加冕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贞德次年在贡比涅（Compiègne）被勃艮第人俘获，转交英国人，由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Pierre Cauchon）主持的宗教法庭以异端罪判处，1431年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1456年，教会重审此案，撤销了原判；1920年她被封为圣人。贞德死后，法国从此扭转了局势：1435年勃艮第公爵在阿拉斯（Arras）与查理七世和解，英国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1453年，法军在卡斯蒂永（Castillon）战役中用火炮击败英军，随后收复波尔多（Bordeaux），英国在法国只剩加莱一地。

战争的开支远远超出国王的常规收入。爱德华三世战争初期向佛罗伦萨的巴尔迪（Bardi）、佩鲁齐（Peruzzi）两大银行家族大笔借款，1340年代他无力偿还，两家银行相继倒闭，这是欧洲史上常被引用的君主违约拖累银行的事例，两家银行的倒闭也有佛罗伦萨本地经济衰退等原因。

战争还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1360年《布雷蒂尼条约》签订后，大批被遣散的士兵不愿回乡，组成“自由连队”（free companies）在法国乡间劫掠勒索，后来又南下意大利，受雇于互相争斗的城市国家。英格兰人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率领的“白色连队”（White Company）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支，他后来长期为佛罗伦萨效力，死后城市为他在大教堂里绘制了骑马像。意大利城市与雇佣兵首领签订的合同称为“康多塔”（condotta），雇佣兵首领被称为“康多提埃里”（condottieri）。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以金钱购买的服务，君主和城市要打仗，首先要有钱。

这场战争起于一个王室家族内部的继承争议，交战双方的贵族都讲法语，同盟关系也不断变化，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长期站在英国一边。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却让“英国人”与“法国人”的界线变得清晰：1362年，英格兰的《诉讼法令》（Statute of Pleading）规定法庭改用英语诉讼；贞德后来成为法国民族认同的象征。为了支付战费，两国国王都必须频繁向议会或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要求拨款。法国的查理七世在战争后期取得了不必每次征得同意即可征收的直接税“达依税”（taille），1445年又组建了常设的敕令骑兵连（compagnies d'ordonnance），成为西欧最早的常备军之一。国王有了常设的税收和军队，这是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一步。

教会的分裂

1309年起，教皇克莱孟五世（Pope Clement V）离开罗马，定居在罗讷河（Rhône）畔的阿维尼翁（Avignon），此后近七十年间历任教皇都是法国人。阿维尼翁教廷建立起高效的财政机构，向各地教职征收各种费用，批评者借用《圣经》的典故，称这一时期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阿维尼翁的教皇宫（Palais des Papes）至今矗立在罗讷河畔，规模宏大，见证了这一时期教廷的财力。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等虔诚人士不断写信敦促教皇返回罗马，认为教皇离开使徒彼得的城市有损教会的根本。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Pope Gregory XI）回到罗马，次年去世。枢机主教们在罗马民众的压力下选出乌尔班六世（Pope Urban VI），几个月后部分枢机主教宣布选举无效，另选克莱孟七世（Antipope Clement VII），后者回到阿维尼翁。欧洲各国按政治立场分别承认：法国、苏格兰（Scotland）、卡斯蒂利亚（Castile）支持阿维尼翁，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大部分支持罗马，史称“教会大分裂”（Western Schism）。1409年的比萨会议（Council of Pisa）试图同时废黜两位教皇，结果又多出第三位。

1414至1418年，在德意志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的推动下，康斯坦茨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终于结束了分裂，1417年选出马丁五世（Pope Martin V）。会议在1415年通过《神圣会议》（Haec Sancta）法令，宣布大公会议的权威直接来自基督，教皇也必须服从；同一年，会议以异端罪处死了布拉格（Prague）神学家扬·胡斯（Jan Hus）。胡斯的死引发了波希米亚（Bohemia）的胡斯派起义，教皇和皇帝组织的五次十字军均被击败。英格兰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与胡斯对教会财富和教皇权力的批评，比路德早了一个多世纪。“公会议至上”（conciliarism）的主张后来被教皇压制下去，但教会的最高权威究竟在谁手中，这个问题已经公开提了出来。

康斯坦茨会议还规定大公会议应定期召开。1431年召开的巴塞尔公会议（Council of Basel）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长期对抗，一度另立教皇，最终在1449年解散，教皇的权威得以恢复。各国君主则借机与教廷讨价还价：1438年，法王查理七世颁布《布尔日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援引公会议的原则，限制教皇在法国任命教职和征收费用的权力。教会内部关于最高权威的争论，最终让国王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东方的变局

东南方向，奥斯曼人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1354年，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站稳脚跟，此后向巴尔干（Balkans）扩张：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Battle of Kosovo）重创塞尔维亚（Serbia），1396年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击败匈牙利与西欧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奥斯曼国家的扩张依靠一套独特的军事与行政制度。苏丹把征服的土地作为“蒂马尔”（timar）分配给骑兵，骑兵以土地收入自备装备、随时应召作战；14世纪后期起，奥斯曼人又从巴尔干基督徒家庭中征召男童，令其改宗伊斯兰教、接受训练，编为直属苏丹的步兵“耶尼切里”（Janissaries），这种征召制度称为“德夫希尔梅”（devshirme）。耶尼切里是欧洲较早的常备步兵之一，他们的忠诚只系于苏丹本人，这使奥斯曼苏丹在集中权力上比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君主走得更早。

1402年，中亚征服者帖木儿（Timur）在安卡拉（Ankara）大败奥斯曼军队，俘虏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奥斯曼国家陷入十余年的内战，给了东罗马半个世纪的喘息。

喘息终究有限。1444年，奥斯曼军队在瓦尔纳（Varna）击溃又一支东征的十字军。1453年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调集大军和巨型火炮围攻君士坦丁堡，5月29日破城，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战死，东罗马帝国终结。同一年，百年战争结束。两件大事同在一年，1453年常被用作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

秋天，还是春天

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描绘的，是15世纪勃艮第（Burgundy）宫廷里繁复的礼仪、骑士理想和对死亡的沉迷，他把这看作一种成熟到将要凋零的文化。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1978年的《远方之镜》（A Distant Mirror）中，借一位法国贵族的一生描写这个“灾难的世纪”，把它比作20世纪的镜子。

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却呈现出另一幅景象。画家乔托（Giotto）在14世纪初为帕多瓦（Padua）的礼拜堂作画，已经开始描绘有重量、有情感的人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寻访古罗马作家的抄本，薄伽丘在瘟疫之后写成《十日谈》。佛罗伦萨的商人家族正在资助新的艺术和学问。灾难的一个半世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显出“秋天”的面貌，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则孕育着文艺复兴。两种描述各有依据，取决于观察的地点和角度。

中国的对照

同一时期的中国也经历了一场王朝更替的大动荡。元朝后期政治混乱，黄河屡次决口，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初朝廷清查户口、编制黄册与鱼鳞图册，重建了以农业为本的赋役体系。欧洲的危机削弱了领主对农民的控制，促使国王发展出常设税收和常备军；明朝的重建则强化了国家对农村人口和土地的直接登记与管理。两者都是灾难之后的重组，重组的方向却截然不同。

15世纪初，明朝在永乐帝治下国力强盛，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远达东非沿岸，此时的欧洲正处于百年战争的后期和教会大分裂的收尾阶段。两相对照，15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国家组织和航海规模上都远超欧洲任何一国；欧洲在灾难中形成的，是一个多国并立、各自摸索征税与用兵之道的格局，它的后果要在此后几个世纪里才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