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第一次成长 · 欧洲千年图谱

提起1095到1300年，中国读者首先想到的多半是十字军（Crusades）。十字军确实是这两个世纪最醒目的事件，本栏目另有专题线专门讲述。同一时期的西欧还经历了一场更深层的变化：人口大约翻了一番，城市重新兴起，大学出现，哥特式大教堂拔地而起，教会和王国都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法律与行政体系。今天欧洲的许多基本制度，从大学、议会、普通法到城市自治，都可以追溯到这两百年。史学界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盛期中世纪”（High Middle Ages）。

人口与土地

中世纪没有人口普查，人口数字只能从地产清册、税册和考古材料间接推算。经济史学界较普遍的估计是，欧洲人口从1000年前后到1300年前后大约增长了一倍，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北部的增长尤其明显。

增长的动力首先来自农业。上一个时代开始推广的重犁、三圃制和水磨在这一时期普及，风车在12世纪末出现在英格兰和法国北部。更重要的是耕地的扩张：大片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排干，荒地被开垦。领主和修道院招募农民垦荒，给予较轻的地租和较多的人身自由作为吸引，新建的村庄常以特许状写明农民的权利。1098年在勃艮第创立的熙笃会（Cistercian Order）有意把修院建在偏僻的河谷，由不识字的“辅理修士”（lay brothers）经营大型农庄，在荒地开发和养羊业上尤其著名。

土地开发还越过了原来的边界。12、13世纪，数以十万计的德意志农民、市民和骑士向易北河以东迁移，在今天的波兰、捷克、波罗的海沿岸建立村庄和城镇，史称“东向拓殖”（Ostsiedlung）。1159年，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重建了吕贝克（Lübeck），它后来成为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城市法被东欧数以百计的新城镇采用。低地国家的农民筑堤围海，伊比利亚的基督教王国向南推进，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则由诺曼人建立起王国，1130年罗杰二世（Roger II）在巴勒莫（Palermo）加冕为西西里国王，他的宫廷里拉丁、希腊、阿拉伯三种文化并存。

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在1993年的《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中把这一过程概括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场扩张和殖民：法兰克式的重装骑士、城堡、城市特许状、教区和修道院被一整套地带到边疆，造就了一个在制度和文化上相当同质的“欧洲”。边疆的扩张也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在易北河以东，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居民常常处于从属地位。

城市与商人

人口和剩余粮食的增加让城市重新兴起。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比萨（Pisa）凭借地中海贸易致富，十字军更为它们打开了东方的港口。佛罗伦萨（Florence）、米兰（Milan）等内陆城市发展纺织业和银行业，1252年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弗罗林”（florin）很快在欧洲通行。北方的佛兰德斯（Flanders）是另一个城市密集的地区，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进口英格兰的羊毛，织成呢绒销往全欧洲。

长途贸易需要商人集会的场所。12、13世纪，法国北部香槟（Champagne）地区的特鲁瓦（Troyes）、普罗万（Provins）等城镇轮流举办集市，一年到头几乎不断，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斯商人在那里交易呢绒、香料、皮毛和汇票，香槟伯爵为过往商人提供保护、公证和仲裁。北方的吕贝克、汉堡（Hamburg）等城市的商人结成联盟，控制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这个松散的联盟后来被称为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

商业的扩张需要更多的货币。1168年，萨克森的弗赖堡（Freiberg）附近发现了银矿，13世纪后期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又开出了丰富的银矿，欧洲的银币铸造量大为增加。13世纪，威尼斯开始铸造面值较大的银币“格罗索”（grosso），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又恢复了西欧中断数百年的金币铸造，货币经济逐渐深入到乡村，领主越来越多地把劳役和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

城市居民争取自治。他们以金钱购买或以起义争取领主颁发的特许状，获得自选官员、自设法庭、自征赋税的权利，这类自治团体在意大利和法国称为“公社”（commune）。意大利北部的城市由选出的执政官（consuls）治理，后来又常聘请外地人担任任期一年的最高长官（podestà），以避免本地家族的倾轧。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试图收回城市的权利，1176年，伦巴第城市联盟（Lombard League）在莱尼亚诺（Legnano）击败了皇帝，1183年的《康斯坦茨和约》（Peace of Constance）承认了城市的自治。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行会（guild），管理价格、质量和学徒，行会后来在许多城市也掌握了政治权力。

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欧洲的城市规模并不大。南宋的临安（Hangzhou）人口估计以百万计，马可·波罗后来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最华贵的城市；同时期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城市巴黎，人口要少得多。两者的差别在制度：中国的城市是州县治所，由朝廷任命的官员治理，商人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欧洲的城市虽小，却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城墙，市民可以与国王、领主讨价还价。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美国史学家查尔斯·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在1927年出版《十二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指出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两百年，西欧已经有过一次学术的复兴。

翻译是这场复兴的源头。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是翻译的中心，大批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数学、医学和天文学著作被译成拉丁文。英格兰学者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从阿拉伯文翻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Elements）；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在托莱多翻译了七十余部著作，包括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威尼斯的詹姆斯（James of Venice）直接从希腊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著作。1202年，比萨商人之子斐波那契（Fibonacci）在《计算之书》（Liber Abaci）中系统介绍了印度—阿拉伯数字和算法。

学术争论空前活跃。巴黎的教师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在《是与否》（Sic et Non）中把教父们互相矛盾的论述并列，要求用逻辑加以分辨，他与埃洛伊兹（Héloïse）的通信也流传后世。12世纪中叶，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编成《四部语录》（Sentences），此后几百年一直是大学神学课的标准教材。

这一时期的学术并不只属于男性教士。莱茵河畔的女修道院长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记录自己的异象，写作神学、医药和自然方面的著作，创作了大量圣歌，还与教皇、皇帝和明谷的伯尔纳铎（Bernard of Clairvaux）通信。女性不能进入后来兴起的大学，修道院却为少数出身贵族的女性提供了读书和写作的空间。12世纪也是城市里平信徒宗教生活兴盛的时期，低地国家出现了不立修道誓愿、共同生活并从事劳动和慈善的妇女团体，称为贝居安会（Beguines）。

学术的集中催生了大学。博洛尼亚（Bologna）以罗马法研究著称，巴黎以神学和逻辑学著称，牛津（Oxford）、剑桥（Cambridge）、帕多瓦（Padua）相继出现。大学是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有章程、学位和特权，以公开辩论为基本教学方法。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巴黎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融为一体。本栏目“知识的复兴”专题线对这一过程有更详细的叙述。

建筑也在变化。1140年代，圣但尼修道院（Abbey of Saint-Denis）院长絮热（Abbot Suger）重建修道院教堂的圣坛，用尖拱、肋拱和大面积的彩色玻璃营造光线充沛的空间，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由此开始。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1163年动工，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在1194年火灾后重建，兰斯（Reims）、亚眠（Amiens）的大教堂在13世纪初相继兴建。一座大教堂往往要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城市、主教和行会共同出资，工匠行会在工地上传承技术。

教皇与国王

教会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一套覆盖整个拉丁世界的法律与行政体系。约1140年，博洛尼亚的格拉蒂安（Gratian）编成《教会法汇要》（Decretum Gratiani），教会法（canon law）成为大学里的一门专业学问。教皇的法庭受理来自各地的上诉，教廷派出使节，征收赋税，召开大公会议。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在位时（1198—1216），教皇可以迫使英格兰国王称臣，可以发动针对法国南部清洁派（Cathars）的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规定信徒每年至少告解一次，还要求犹太人和穆斯林穿着有别于基督徒的服饰。同一时期出现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走进城市布道，13世纪30年代起，教皇又委派多明我会士等人设立专门审查异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王国也在同一时期成形。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派巡回法官到各地审案，1166年的《克拉伦登法令》（Assize of Clarendon）规定由各地的陪审团向法官举报罪犯，逐渐形成了通行全国的“普通法”（common law）。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就神职人员的审判权激烈冲突，1170年贝克特在大教堂内被国王的骑士杀害。1215年，英格兰贵族迫使约翰王（King John）接受《大宪章》（Magna Carta），国王必须依法行事的原则写成了文字；1265年，贵族领袖西蒙·德·孟福尔（Simon de Montfort）召集了包括骑士和城市代表的议会（Parliament）。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Augustus）在1204年前后从英格兰国王手中夺取诺曼底，1214年又在布汶（Bouvines）战役中击败皇帝奥托四世（Otto IV）与英格兰支持的联军，王室领地大为扩张。他的孙子路易九世（Louis IX）以公正和虔诚提升了王权的威望，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of Paris）的司法职能在他手中成形。

神圣罗马帝国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腓特烈一世与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两代皇帝长期与教皇和意大利城市冲突，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帝国经历了二十多年没有公认皇帝的“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德意志的诸侯更加独立。13世纪末，西欧已经可以分辨出几种不同的道路：英法的王权在集中，德意志和意大利则分散为众多诸侯国和城市国家。

账簿与文书

王权的成长离不开文书与账簿。英格兰的国王财政署（Exchequer）每年两次核算各郡郡守上缴的款项，因使用一块铺着方格布的计算桌而得名；现存最早的财政署卷档（Pipe Roll）出自1130年，此后几乎逐年保存下来。约1179年，财政署官员理查德·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写成《财政署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Exchequer），详细说明了这套制度的运作。英国史学家迈克尔·克兰奇（Michael Clanchy）在《从记忆到书面记录》（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中指出，12、13世纪的英格兰经历了一场从口头记忆到书面文书的转变：土地转让、债务、诉讼越来越依赖书写的凭证，识字的人不再只限于教士。

教廷、法国王室和意大利城市同样积累起大量文书。这些账簿、登记簿和判决书，使统治可以跨越距离和时间持续进行，也为今天的史学家留下了远比此前丰富的史料。

骑士与宫廷文化

骑士阶层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法国南部的贵族诗人用奥克语（Occitan）创作抒情诗，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William IX of Aquitaine）是已知最早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他们歌颂对贵妇人的倾慕与侍奉，后人称之为“典雅爱情”（courtly love）。北方的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在12世纪后期写下一系列以亚瑟王（King Arthur）宫廷为背景的骑士传奇，圣杯（Holy Grail）的故事就在他的作品中首次出现。约1100年前后成书的《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则以查理曼的将领战死为题材，歌颂骑士的忠诚与勇武。

这些作品用各地的方言写成，面向宫廷里的贵族男女，标志着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开端。骑士精神（chivalry）的理想要求勇敢、忠诚、慷慨和保护弱者，它与现实中骑士的暴力之间相距甚远，却深刻影响了欧洲贵族的自我认同，一直延续到近代。

迫害的社会

增长与繁荣还有另一面。英国史学家R.I.穆尔在1987年的《迫害社会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a Persecuting Society）中提出，11至13世纪的西欧逐渐形成了一套针对“异类”的制度化迫害：异端、犹太人、麻风病人等群体被界定、登记、隔离乃至处死。这一论点引起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穆尔低估了早期社会的暴力，但很少有人否认，这一时期的教会和王权在变得更有组织的同时，也更有能力、更有意愿去排斥它们认定的敌人。

异端在城市和乡村中传播。12世纪70年代，里昂商人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放弃财产、用方言传道，他的追随者瓦勒度派（Waldensians）被教会斥为异端；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否定物质世界和教会的圣事，在当地贵族中颇有影响，最终在阿尔比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的打击下消亡。

犹太社群的处境日益恶化。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出发时，莱茵河沿岸的犹太社群遭到屠杀；12世纪中叶起，犹太人以儿童献祭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在英格兰等地出现，此后一再引发暴力。1290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下令驱逐境内全部犹太人；1306年，法国也实行了驱逐。欧洲的扩张与宗教热情，同时带来了对内部少数群体的排斥。

边疆上的战争

十字军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扩张最远的一支。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Jerusalem），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建立了几个拉丁政权，维持了近两百年，1291年阿卡（Acre）陷落。同一套宗教战争制度也被用于伊比利亚：1212年，卡斯蒂利亚（Castile）等王国在托洛萨的纳瓦斯（Las Navas de Tolosa）大败北非的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 Caliphate），此后基督教王国推进到安达卢斯（al-Andalus）腹地，1236年攻下科尔多瓦（Córdoba），1248年攻下塞维利亚（Seville），只剩格拉纳达（Granada）一隅。在波罗的海，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征服了普鲁士（Prussia）。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并洗劫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些战争的来龙去脉，见本栏目“十字军”专题线的三篇文章。

东方还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1241年，蒙古军队在莱格尼察（Legnica）和莫希（Mohi）两战击败波兰和匈牙利的军队，随后因大汗窝阔台（Ögedei Khan）去世而撤回。教皇和法国国王先后派出使者前往蒙古：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1245至1247年出使贵由汗的宫廷，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1253至1255年到达哈拉和林（Karakorum），他们的报告是欧洲人对蒙古和东亚最早的第一手记述。蒙古人建立的帝国把欧亚大陆的两端直接连了起来，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家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来到忽必烈（Kublai Khan）的宫廷。1279年，南宋灭亡，中国也被纳入这个横跨欧亚的帝国体系。

同时代的宋朝

把这两百年放在世界范围内看，欧洲的成长并不是最耀眼的。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北宋后期和南宋，人口据估计在12世纪初已超过一亿，远多于整个欧洲。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1973年的《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把唐宋之际中国农业、水运、货币、商业和城市的全面发展称为一场“中世纪经济革命”。北宋在11世纪初已由官府发行纸币交子，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毕昇的活字印刷，12世纪初的文献已提到海船使用指南针导航，火药也开始用于战争。

这些技术中的一部分，后来经由伊斯兰世界或蒙古帝国传到欧洲，火药和指南针在13、14世纪出现在欧洲的文献中。欧洲在盛期中世纪建立起来的，更多是一套制度：自治的城市、有特许状的大学、跨越王国的教会法、限制王权的文书与会议。这些制度在当时并不显眼，却在此后几百年里一再显示出它们的分量。

成长的限度

到1300年前后，欧洲的增长已接近极限。好的土地都已开垦，新垦的多是贫瘠的边际土地，产量不高；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许多农民只能耕种很小的地块，地租上涨，工资下降。英格兰的庄园档案显示，13世纪后期大量农户持有的土地已不足以养活一家人，歉收的年份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英国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解释13世纪末英格兰的困境：人口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一场危机已不可避免。这一解释后来受到挑战，有学者更强调领主的剥削和市场的作用，它仍是讨论14世纪危机的出发点。

气候也在变化。中世纪温暖期逐渐结束，欧洲北部的夏季变得多雨而寒冷。1315至1317年，连续的阴雨造成欧洲北部的大饥荒（Great Famine）。随之而来的14世纪，将是一个灾难接连不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