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心的欧洲 · 欧洲千年图谱

查理曼（Charlemagne）814年去世时，他的帝国从易北河（Elbe）延伸到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从北海延伸到罗马以南。三十年后，这个帝国已被他的孙辈瓜分，此后再也没有重新统一。800年到1095年之间的欧洲，常被概括为“封建时代”：王权衰弱，领主林立，外族从四面袭来。这幅图景有真实的一面，也容易让人忽略同一时期正在发生的另外两件事：基督教世界向北方和东方大为扩展，农业和人口开始了持续数百年的增长。到11世纪末，西欧已经是一个人口更多、组织更严密、也更有扩张冲动的社会，1095年的十字军号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

帝国一分为三

查理曼只有一个儿子活到了继位，即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路易在位期间（814—840），帝国已为继承问题陷入内战。817年，他颁布《帝国敕令》（Ordinatio imperii），规定长子洛泰尔（Lothair I）继承帝号和帝国的主体，其他儿子只分得附属王国；后来他为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幼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另谋封地，诸子之间的争斗与父子之间的战争交替发生。

路易死后，洛泰尔与两个弟弟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秃头查理兵戎相见。841年的丰特努瓦（Fontenoy）之战中，两个弟弟击败了洛泰尔；842年，两人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互相宣誓结盟，誓词分别用古法语和古高地德语记录下来，这份《斯特拉斯堡誓言》（Oaths of Strasbourg）是现存最早的古法语文献之一。843年，三兄弟签订《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把帝国分成三部分：秃头查理得到西法兰克，大体对应后来的法国；日耳曼人路易得到东法兰克，对应后来的德意志；洛泰尔保留皇帝称号，得到夹在中间的一条狭长地带，从低地国家经勃艮第延伸到意大利。

中间王国很快被拆散，其北部以洛泰尔之子的名字被称为洛林（Lotharingia），此后数百年一直是东西两方争夺的地区。884至887年，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曾短暂地把帝国名义上重新统一起来，887年他被废黜，次年去世，帝国从此彻底分裂。法兰克人按惯例由诸子分割遗产，这种习惯比任何外敌都更有效地瓦解了帝国。

东西两部分的走向从此不同。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室与强大的罗贝尔家族（Robertians）交替称王，987年最后一位加洛林国王去世，贵族们推举于格·卡佩（Hugh Capet）为王，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由此开始。于格实际控制的只是巴黎和奥尔良（Orléans）周边一小块地方，诺曼底（Normandy）、阿基坦（Aquitaine）、勃艮第（Burgundy）、佛兰德斯（Flanders）等地的公爵、伯爵各自为政，他们名义上是国王的封臣，实力往往超过国王。

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室在911年断绝，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I）短暂在位之后，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Henry the Fowler）即位，萨克森王朝（Ottonian dynasty）保住了较强的王权。936年即位的奥托一世（Otto I）在亚琛（Aachen）加冕，有意承续加洛林帝统；955年他在莱希费尔德（Lechfeld）击败马扎尔人，962年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皇帝。他开创的帝国后来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一直延续到1806年。奥托王朝倚重主教和修道院长治理地方，授予他们土地与司法权，这就是所谓的“帝国教会”（imperial church system）：主教不能婚娶，职位不能世袭，比世俗贵族更可靠，国王则牢牢掌握着主教的任命。

三面来袭

9至10世纪，欧洲的边境几乎同时受到冲击。

北方的维京人（Vikings）来自今天的挪威、丹麦和瑞典。793年，他们劫掠了英格兰东北海岸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查理曼宫廷中的学者阿尔昆（Alcuin）得知消息后写信给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国王，把它视为上帝的惩罚。此后维京人沿着河流深入内陆，845年兵临巴黎；885至886年，他们再次围攻巴黎，巴黎伯爵厄德（Odo of Paris）率众坚守，后来被推举为西法兰克国王。865年，一支被英格兰编年史称为“异教徒大军”（Great Heathen Army）的维京军队登陆英格兰，几年之内征服了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和麦西亚（Mercia）的大部分，只有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的威塞克斯（Wessex）坚持下来，英格兰东北部成为丹麦人控制的“丹麦法区”（Danelaw）。

维京人也是航海者、商人和移民。他们在9世纪后期定居冰岛，10世纪末到达格陵兰；加拿大纽芬兰岛的兰塞奥兹牧草地（L'Anse aux Meadows）发现了北欧人的聚落遗址，2021年的树木年轮研究显示，那里的木材是在1021年砍伐的，这是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最早确证。东方的瑞典维京人被斯拉夫人称为瓦良格人（Varangians），他们沿着第聂伯河（Dnieper）和伏尔加河（Volga）南下，与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贸易，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基辅（Kiev）建立政权，与当地斯拉夫人逐渐融合，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Kievan Rus'）。拜占庭皇帝后来组建了由北欧人组成的瓦良格卫队（Varangian Guard）。

东方的马扎尔人（Magyars）是来自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9世纪末进入喀尔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他们的骑兵反复袭击德意志、意大利乃至法国，直到955年在莱希费尔德被奥托一世击败。此后马扎尔人定居下来，1000年前后，他们的统治者斯蒂芬一世（Stephen I）接受了基督教，据传统记载以教皇送来的王冠加冕，建立匈牙利王国（Kingdom of Hungary）。

南方的威胁来自地中海。北非的阿格拉布王朝（Aghlabids）从827年起进攻西西里（Sicily），几十年间逐步占领全岛；846年，穆斯林的船队沿台伯河（Tiber）而上，劫掠了罗马城外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四世（Leo IV）随后修建了环绕梵蒂冈的“利奥城墙”（Leonine Wall）。9世纪末到10世纪后期，穆斯林海盗以普罗旺斯（Provence）沿岸的弗拉克西内图姆（Fraxinetum）为据点，劫掠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和法国南部的修道院。

袭扰者也在改变欧洲。911年前后，西法兰克国王糊涂查理（Charles the Simple）把塞纳河下游的土地封给维京首领罗洛（Rollo），换取他抵御其他维京人。这片土地后来成为诺曼底公国，诺曼人（Normans）很快改说法语、信奉基督教，却保留了强悍的军事传统。11世纪，诺曼骑士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等人征服了意大利南部，1061至1091年间又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黑斯廷斯（Hastings）击败英格兰国王，征服了英格兰。

城堡与领主

面对无法预料的袭击，远在他处的国王帮不上忙，保护地方的是能迅速集结骑兵、修建城堡的领主。10、11世纪，西欧各地出现了大批城堡，早期多是土丘上的木制塔楼和围栅，后来逐渐改为石造。城堡主凭借城堡控制周围的村庄，征收赋税、审理案件、强制农民使用他的磨坊和烤炉，法国史学家称这种权力为“领主权”（seigneurie banale）。

领主以土地酬赏骑士，骑士宣誓效忠、随时应召作战；农民依附于领主，以劳役和实物换取保护。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封建制”（feudalism）。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1939至1940年出版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中，把它描绘为一整套社会结构，从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一直写到心态与生活方式，影响了几代学者。

关于这套结构何时形成、是否整齐，学界争论了几十年。乔治·杜比（Georges Duby）1953年对法国勃艮第地区马孔内（Mâconnais）的研究发现，1000年前后，原属伯爵的公共司法权迅速落入各地城堡主手中。此后让—皮埃尔·波利（Jean-Pierre Poly）、埃里克·布尔纳泽尔（Éric Bournazel）等学者提出了“封建变革”（feudal transformation）的说法，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比森（Thomas Bisson）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称之为“封建革命”（feudal revolution）。多米尼克·巴泰勒米（Dominique Barthélemy）则认为变化是渐进的，所谓“革命”更多反映了文献类型的变化：1000年前后，记录私人契约和纠纷的文书突然增多，过去隐而不见的暴力与依附关系才显露出来。

另一路批评针对“封建制”这个概念本身。美国史学家伊丽莎白·布朗（Elizabeth A. R. Brown）在1974年的论文《一个建构的暴政》（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中提出，封建制是后世学者强加给中世纪的整齐模型。英国学者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在1994年的《封地与封臣》（Fiefs and Vassals）中进一步认为，封地与封臣的整齐体系主要是12世纪以后法学家和近代学者构建出来的。今天较稳妥的说法是：这一时期地方领主确实掌握了大量原属国王的权力，各地的具体关系差别很大，难以用一个模式概括。

中国读者要特别留意这个词。汉语里的“封建”原指西周的“封邦建国”，20世纪以后又被用来对译欧洲的feudalism，并把秦以后两千年都称为封建社会。秦汉以后的中国实行郡县制，官员由朝廷任命，不得世袭，与这一时期西欧领主世袭统治一方的格局很不相同。晚唐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分裂，与西欧同时代的权力分散在时间上相近，北宋在960年以后以文官制度重建了中央集权；西欧的王权要再等两三百年，才开始把分散的权力重新收拢起来。

庄园与农民

大多数欧洲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很少出现在编年史里，却留在了修道院的地产清册中。9世纪初，巴黎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Abbey of Saint-Germain-des-Prés）院长伊尔米农（Irminon）主持编成一份地产清册（Polyptych of Irminon），逐户记录了修道院各处庄园上的佃户、他们的份地、应缴的实物和应服的劳役。从这类文献可以看到加洛林时代典型的“二分制庄园”：一部分土地由领主直接经营，称为自营地（demesne），另一部分分给农户耕种，农户以每周若干天的劳役为领主耕种自营地。

古代的奴隶制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博纳西（Pierre Bonnassie）等人认为，到1000年前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已经与依附的自由农民融为一体，形成了身份上受领主束缚、却拥有自己家庭和份地的农奴阶层。农奴不能随意离开土地，要为结婚、继承缴纳各种费用，但他们不再是可以买卖的财产。这一转变的速度与原因各地不同，学界仍有讨论。

英格兰走了一条稍有不同的路。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埃塞尔斯坦（Æthelstan）在927年前后统一了英格兰各地，被视为第一位全英格兰的国王。10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建立了郡（shire）和百户区（hundred）的地方行政体系，发行全国统一、定期重铸的银币，这套相对集中的制度后来被诺曼征服者接收下来。

一千年之交

19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等人描写过一幅戏剧性的图景：公元1000年临近时，全欧洲的人都在恐惧中等待世界末日。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这是后世的夸张，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以基督纪年计算日子，也没有大规模恐慌的可靠记载；美国史学家理查德·兰德斯（Richard Landes）则认为末世期待在一些修道院和民众中确实相当普遍。可以确定的是，100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西欧出现了兴建教堂的热潮，勃艮第修士拉杜尔夫斯·格拉贝尔（Rodulfus Glaber）在编年史中形容，世界仿佛抛开了旧日的衰老，披上了一件由教堂织成的白色外衣。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 architecture）就在这一时期遍布西欧。

教会的应对

在王权缺位的地方，教会试图约束骑士的暴力。989年，法国西部的沙鲁（Charroux）宗教会议宣布，攻击教堂、神职人员和手无寸铁的农民者将被绝罚，这就是“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运动的开端。1027年，比利牛斯山区的图卢日（Toulouges）宗教会议规定在每周的特定日子停止私斗，此后这种“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扩展到各种节期。

910年，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Aquitaine）捐地建立克吕尼修道院（Cluny Abbey），规定它直属教皇，不受地方领主和主教干预。克吕尼在几位长寿而能干的院长治理下，发展成一个包括数百座附属修院的网络，成为修道院改革运动的中心。

教会改革在11世纪中叶达到高潮。改革派要求禁止买卖圣职（simony）、神职人员独身，并主张主教只能由教会任命。教皇利奥九世（Leo IX）在位期间（1049—1054）亲自巡行法国和德意志召开宗教会议，推行改革。1054年，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枢机主教洪贝尔（Humbert of Silva Candida）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克鲁拉里乌斯（Michael Cerularius）互相绝罚，东西教会的裂痕公开化。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颁布法令，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减少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干预。

1075年起，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争夺主教任命权，1077年亨利在卡诺莎（Canossa）城堡外悔罪求赦。这场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持续到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它迫使西欧第一次清楚地区分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教皇也从中获得了动员整个拉丁世界的能力；二十年后，乌尔班二世（Urban II）在克莱蒙（Clermont）号召东征。英国史学家R.I.穆尔（R. I. Moore）认为，这场改革与同一时期的农业、城市变化一起，构成了“欧洲的第一次革命”。

基督教欧洲的扩大

这三百年也是基督教世界向北方和东方扩展的时期。863年，拜占庭派出的传教士西里尔（Cyril）和美多德（Methodius）到达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为斯拉夫语创制了文字，后来在保加利亚形成了今天所说的西里尔字母（Cyrillic script）。966年，波兰公爵梅什科一世（Mieszko I）受洗；约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接受东正教，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之妹安娜（Anna Porphyrogenita）。丹麦国王“蓝牙”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在耶灵（Jelling）立下的石碑上宣称他使丹麦人成为基督徒；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Olaf II）1030年战死于斯蒂克莱斯塔（Stiklestad），后来被尊为挪威的主保圣人。

皈依往往是统治者的政治选择：借此获得与周边大国平等交往的资格，借助教会建立文字、学校和行政，也借助主教和修道院增强对地方的控制。罗斯从君士坦丁堡接受了东正教和西里尔字母，波兰、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则转向罗马和拉丁文。欧洲东部由此形成了一条至今仍可辨认的宗教和文化分界。

伊比利亚半岛的形势也在变化。10世纪，科尔多瓦（Córdoba）的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在929年自称哈里发，科尔多瓦哈里发国（Caliphate of Córdoba）达到全盛，科尔多瓦是当时欧洲最大、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031年哈里发国分裂为众多小王国（taifa），北方的基督教王国乘势南进，108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攻占了古都托莱多（Toledo）。

东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重新强盛。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的巴西尔二世经过数十年战争征服了保加利亚，1014年克雷迪昂（Kleidion）战役后据记载刺瞎了大批保加利亚俘虏。他后来以“保加利亚人屠夫”的称号闻名，英国学者保罗·斯蒂芬森（Paul Stephenson）的研究指出，这一称号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才流行开来。1025年巴西尔去世时，东罗马是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组织最严密的国家。半个世纪后，1071年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在曼齐刻尔特（Manzikert）败于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此后帝国失去了小亚细亚大部，这才有了向西方求援、引出十字军的一幕。

增长的开始

同一时期，西欧的农业正在悄然变化。适合北方黏重土壤的重犁、轮种三块田地的三圃制、马轭和马蹄铁逐渐推广，水磨遍布各地，1086年编成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在英格兰记录了五千多座磨坊。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1962年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强调这些技术的革命性作用，后来的研究认为它们的推广是缓慢的、因地而异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耕地向森林和沼泽扩展，村庄围绕教堂和领主庄园集中起来，人口开始持续增长。市场和城镇在交通要道和城堡、修道院周围重新出现，钱币的使用逐渐增加。R.I.穆尔在2000年的《欧洲的第一次革命》（The First European Revolution）中把970至1215年视为一个整体：农业、城市、教会与国家在这两个半世纪里同时重组，奠定了此后欧洲社会的基本结构。

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中国，可以看到另一种应对外部压力的办法。北宋在1004年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以每年输送银绢换取边境和平，此后一百多年两国大体相安。东罗马同样惯于以金钱、头衔和联姻笼络边境民族，巴西尔二世把妹妹嫁给罗斯大公，就是一例。西欧没有一个能够统一调度财源的朝廷，抵御外敌只能依靠各地领主和他们的骑士，这正是封建关系在西欧扎根的土壤。

所以，800至1095年并不只是一个混乱的过渡期。王权分散、领主林立的同时，教会建立了跨越王国的组织，基督教世界扩大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农业开始增长。1095年的十字军号召，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口增长、骑士阶层庞大、教皇权威上升的欧洲里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