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金山一路向南，加州一号公路在卡梅尔之后就开始与海岸贴着走。左边是山，右边是大海，山势越往南越显得倔强，公路被迫扭曲、上升、下沉，像一根缠在悬崖腰上的细绳。开了几个钟头之后，远处某座山的顶上忽然冒出一簇白色——双子塔、半圆穹顶、棕榈树的剪影，混合着像从地中海某个海角剪下来的画面。那便是赫氏古堡。
第一次见到它的人多半都会愣住几秒——它太突兀，又太完整，像是一整块欧洲被空运到了北加州，重新黏在一座海风蚀刻过的山头上。这并不是错觉。它的主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花了近三十年时间，确实是在把欧洲一块一块地搬过来。
一、两个童年
要理解这座山头上的城堡，必须先理解威廉的两个童年。
他的父亲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是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典型人物——白手起家，从密苏里南下加州，在内华达山区开矿致富，先后从科姆斯托克矿脉（Comstock Lode）、霍姆斯泰克金矿（Homestake）、阿纳孔达铜矿（Anaconda）攒下家业。乔治不读书、不讲究、在野外比在客厅自在。他买下圣西米恩（San Simeon）一带四万英亩的农庄，是为了带儿子打猎、宿营，骑马跑过山脊看落日。在威廉早年的记忆里，圣西米恩是父子俩在篝火边讲故事的地方，是大山、是松树、是没有屋顶的天空。
母亲菲比·阿珀森·赫斯特（Phoebe Apperson Hearst）则恰好相反。她出身于乡村教师之家，自己受过良好教育，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少有的、对"教养"有完整理论的母亲。她相信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延续，孩子必须回到源头去呼吸那种空气，否则便会变成一个粗鄙的暴发户。在威廉十岁那年，菲比就带他登上邮轮，从纽约出发，一路游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远行，也是后来反复进行的"欧洲之旅"的起点。
在那些游记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瘦高、神情严肃、穿着深色西装的男孩，站在卢浮宫、乌菲齐、博尔盖塞庄园、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门口，目光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入神。他在罗马看到了帝国的废墟，在威尼斯看到了拜占庭的金，在巴伐利亚看到了路德维希二世为自己造的天鹅堡。少年的他，把这一切静静收进眼睛里。
许多年后，威廉自己也在加州的山头上为自己造了一座天鹅堡。区别在于，路德维希二世只是把幻想堆成石头，而威廉真的把欧洲一船一船地运了过来。
二、报业的革命
要造城堡，需要钱；而威廉的钱来自报纸。
1887 年，二十三岁的威廉从哈佛被退学不久，便接管了父亲手里那份不太赚钱的《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父亲原本是为了影响政界而买下报纸，对它的经营兴趣不大。威廉接手时态度截然不同——他要的不是政治影响力的副产品，他要的是一份生意，一份能让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每天清晨从邮筒里抽出来读的报纸。
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十九世纪后半叶，报纸是少数受过教育者的读物，价格相当于今天的一张电影票。威廉做了几件后来被写进每一本新闻史教科书的事：第一，他大幅压低售价，从五美分降到一美分，让报童在街角的喊叫里多出"一分钱一份"的诱惑；第二，他把广告引入版面，让广告而不是订阅成为报纸主要的收入；第三，他重金挖角，从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挖走最好的编辑、漫画家、专栏作者——其中包括《黄孩子》的画师理查德·奥特考特（Richard F. Outcault）。"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名字便来自那个穿着黄色长袍的漫画孩子。
1898 年，西班牙与美国在加勒比海发生冲突。后世的传说里，威廉给在哈瓦那的摄影记者弗雷德里克·雷明顿发去一封电报："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You furnish the pictures and I'll furnish the war."）这封电报是否真的发过，史学界仍有争议；但毫无争议的是，威廉的报纸在那场战争里日日刊登被刻意夸张的图片与社论，把"缅因号"的爆炸描述成西班牙人的暗杀，硬生生把民众的情绪从冷淡推到沸点。麦金莱总统最后向国会请战，几乎是被舆论推着走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证明，一份大众报纸可以制造一场战争。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赫斯特集团已经拥有近三十家日报，发行覆盖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西雅图等几乎所有美国大都市；旗下还有杂志、通讯社、电影制片厂、新闻片公司。他成了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大亨"。
母亲告诉他文化属于欧洲，父亲告诉他财富来自西部的山。少年时的两条线，最终在他三十岁那年汇合：他要把欧洲的文化搬到西部的山头上。
三、朱莉娅·摩根的图纸
1919 年，威廉的母亲菲比因西班牙流感去世，把那一片四万英亩的圣西米恩牧场连同附属的庄园主权一并留给了独子。继承遗产之后没几个月，威廉便约见了一位在加州声誉日隆的女建筑师——朱莉娅·摩根（Julia Morgan）。
朱莉娅是一个值得被单独写一本书的人。她 1894 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系毕业，是该系最早的女学生之一；她随后远赴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建筑系——这所学院在历史上从未招收过女性。她申请被拒了两次，第三次终于以高分被破例录取，成为该校建筑系第一位女学员。1902 年她从巴黎毕业回到加州，开始独立执业；到她 1958 年关闭事务所为止，一生做了将近七百个项目。她不接受采访，不签名露面，不接受任何荣誉头衔；她拒绝美国建筑师学会颁发的所有奖项，理由是"不想被认为是'女建筑师'，我只是建筑师"。
朱莉娅与赫斯特家族的合作始于母亲菲比——朱莉娅曾为菲比设计过几座加州的小住宅。当威廉找上门时，他给她的需求只有一句话："朱莉娅，我们造一座小屋吧——something small, just a little something."（造点小东西吧，简单点）。
那个"小东西"最终造了二十八年，从 1919 年画下第一张图纸，到 1947 年最后一次停工——前后超过 165 个房间、127 英亩花园、两个泳池、一座私人动物园（一度饲养着北美最大的私人野生动物群）、一座私人飞机跑道。山顶平均海拔 1600 英尺（约 487 米），原本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建筑材料从太平洋一侧用轮船运到对岸的圣西米恩小港，再用骡子拉、卡车搬上山。山上常年大风，朱莉娅曾在一次施工记录中写到，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被风吹得"像下雪一样飞出去"。
她为山顶起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La Cuesta Encantada，"被施了魔法的山坡"。
朱莉娅的设计风格融合了西班牙殖民复兴（Spanish Colonial Revival）与地中海风格（Mediterranean Revival），主楼"卡萨格兰德"（Casa Grande）正面那对双钟楼的灵感来自西班牙南部龙达（Ronda）的圣玛利亚教堂。三幢小宅按照月亮的方向命名——Casa del Mar、Casa del Sol、Casa del Monte，分别意为"海之屋、日之屋、山之屋"。每幢房子都各自独立，又通过石阶、橄榄树、喷泉、马赛克水池连为一体。从空中俯瞰，整片建筑群像一片镶嵌在山头上的、被反复修剪的盆景。
朱莉娅每个周末都从旧金山乘火车赶来山上看工地。她在工地上从不穿正式的女装，永远是一身深色长裙、宽边帽、平底鞋，腰间挂着卷尺，口袋里揣着小笔记本。她比谁都更熟悉这座山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块石头。可她从未在任何媒体面前为这座建筑发过声。直到她去世许多年之后，圣西米恩才在游客手册上印上她的名字。
四、海神泳池
如果一定要在赫氏古堡里挑一处必看的地方，那一定是海神泳池（Neptune Pool）。
泳池有三个版本——朱莉娅画了三遍，威廉拆了两遍。第一版完工于 1924 年，威廉嫌它太小。第二版完工于 1926 年，威廉嫌它没有古典神庙的味道。第三版终于在 1936 年定稿——一个矩形露天泳池，长 104 英尺，宽 58 英尺，水深 10 英尺，可容水 35 万加仑。泳池前端立着一座完整的罗马式神庙立面，那块山形墙（pediment）是从十七世纪的一座意大利庄园里整体收购来的真品，再加以补缀；左右两端则是希腊化时代的柱廊与雕像，包括四组卡尔波（Carpeaux）风格的复制群雕。泳池底铺着定制的白色与蓝色大理石马赛克，水从八只青铜兽嘴里涌出。傍晚时分，太平洋的光线在水面上层层折射，整座泳池在视觉上仿佛悬浮于山头与大海之间。
游过那座泳池的人不少。卓别林、嘉宝、丘吉尔、玛丽昂·戴维斯（威廉的情人、一位被低估了的喜剧演员）、克拉克·盖博、霍华德·休斯——只要威廉愿意发出邀请，他们便沿着海岸开过来，在山下换乘豪华火车（赫斯特集团的私人专列）登上山顶。圣西米恩的招待规模在 1930 年代一度成为传奇——每个周末三十余位客人，每顿晚餐七十二人份，每张桌子上摆着银餐具与亨利八世的酒杯。但桌上的酱料瓶不会换——番茄酱、芥末，按照山间野营的习惯，赫斯特坚持用最普通的玻璃瓶直接摆上。这是他对父亲的某种执着的回忆。
威廉本人从不大声讲话。客人们传说他"耳朵很尖"——他不在场的时候大家可以聊任何话题，他一在场就会沉默。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带访客参观藏品。每一块天花板、每一根石柱、每一幅挂毯，他都能讲出来历、年份、风格演变。许多藏品的来历是骇人的——他在 1920 至 1930 年代趁着欧洲一战后的萧条，几乎是以拆迁队的方式买下了若干修道院、教堂、贵族府邸：把它们整栋整栋拆了运过来，编号装箱，运到加州的港口仓库。后来曾有研究者统计，他在欧洲购入而最终从未拆封展出的木箱，足以堆满整整一个体育馆的体量。其中一部分在他生前转售，一部分在 1941 至 1942 年因债务危机被纽约的赫斯特公司在金贝尔百货公司（Gimbels）一次性贱价处理——艺术史学家至今为这场"百货公司大甩卖"而扼腕。
这是私人收藏的真正悖论。它的规模可以与博物馆相抗，但它的目的并不是公众的；它由一个人的爱好和虚荣堆叠而成，命运也随之起伏。
五、罗马泳池：地下的拜占庭
如果说海神泳池是赫氏古堡白日的标志，那么它真正的对偶——也是许多游客私下里更喜欢的一处——藏在地下，叫罗马泳池（Roman Pool）。
走进它需要从主楼往下走一段不起眼的台阶，绕过两道铸铁门。第一眼让人愣住的是光——那是一种近乎宗教意义上的、不来自太阳的光。整座泳池室内的墙、地、天花板、廊柱、跳水台，全部用八角形或长条形的威尼斯马赛克镶嵌——蓝、墨蓝、宝石蓝、青金石蓝，与金箔交错地铺满每一寸表面。泳池水面之下也铺满了蓝金马赛克，灯光从池底打上来，整间屋子里像有上千颗细小的星星在闪烁。
朱莉娅·摩根的灵感来自意大利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那是公元 6 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留下最完整的镶嵌画杰作。她请来一支威尼斯的镶嵌师傅团队，让他们驻扎山上工作了近三年。每一块马赛克都是手工切成、手工铺贴；金箔的镶嵌方式严格按照拉文纳的古法——金箔夹在两层玻璃之间，再嵌入墙体，这样金的反光不会随着时间风化。今天九十年过去了，泳池室内的金光仍然如新。
威廉本人极少在这里游泳。这间泳池被设计成"夜间用的、社交性的"——他白天接待客人在外面的海神泳池晒太阳，傍晚换衣服后大家便聚到罗马泳池继续喝酒、讲话。1930 年代的好莱坞明星几乎都曾在这块蓝金的水里泡过——卓别林留下过一张著名的、戴着泳帽对着镜头做鬼脸的照片；玛丽昂·戴维斯有时会在水边唱歌，她的喜剧台风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格外突兀，也因此格外打动人。
这是赫氏古堡里最像"庙宇"的一处空间——它不是一座教堂，但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富翁试图用马赛克和金箔，复制出他十岁那年在拉文纳教堂里第一次仰头看到的那道光。
六、Xanadu 的影子（公民凯恩）
1941 年，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上映。影片虚构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的报业大亨，开篇便是凯恩死于一座叫"上都"（Xanadu）的私人庄园——孤山、巨堡、堆满艺术品的仓库、不被任何人理解的孤独老人。在那部电影里，"Xanadu"的灵感来源没有人不知道——便是圣西米恩。
威廉看完电影之后，禁止全美所有赫斯特报系刊登任何关于这部电影的报导，并使尽全力打压它的票房。RKO 影业为此差点撤片。后来电影虽然小亏出院，但在影评人眼中已是当年最重要的杰作。1942 年学院奖（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公民凯恩》获九项提名，仅得最佳原创剧本一项，全场每念到一次"Citizen Kane"，台下都有人嘘声——那是赫斯特报系记者的座位。
威尔斯是一个绝顶聪明又年轻气盛的二十六岁；威廉则是七十八岁的传奇大亨。一个看穿了；一个不愿被人看穿。但电影里那个最有名的台词——临死前凯恩呢喃的"Rosebud"（玫瑰花蕾），后来被解读为他童年的雪橇——对应在真实的威廉身上，也许就是父亲带他在圣西米恩松林里宿营时的那一团篝火。
人到七十岁的时候，最想回到的，往往不是欧洲，是童年。
七、一座赠予加州的城堡
1947 年，因为日益严重的心脏问题，威廉永远地离开了圣西米恩，搬到南加州比佛利山一所更便于救治的住宅。1951 年 8 月 14 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他生前并未将城堡正式赠与公众；身后由其家族信托基金保管。1957 年，赫斯特公司正式把整座城堡及其几万件藏品捐赠给加州州立公园系统，加州州长古德温·奈特（Goodwin Knight）亲自接收。1958 年 6 月，圣西米恩对公众开放，门票约六美元一张。今天它每年接待大约 75 万名访客，被加州州立公园系统列为最重要的历史地标之一；2007 年它被《史密森尼》杂志评为"美国必看的二十八个地方"之一。
有媒体喜欢渲染它为"世界第四大私人宝藏"。这个排名当然没有任何权威依据——它不过是新闻业的一种修辞习惯，正如赫斯特报系自己当年也喜欢说的那样：把数字加在一切名词前面，让一切显得不可置疑。
但赫氏古堡确实改变了一些事。它让加州中部那段没什么名气的海岸线成为旅游目的地，让圣西米恩这个本来人口不到两百的小渔村活了下来；它把一种本属于欧洲贵族的建筑语言移植到太平洋这一侧，让今天加州无数的红瓦白墙住宅多多少少都成为它远房的后代；它也让"一个美国人能凭一己之力把欧洲搬过来"这件事，从想象变成了纪念碑。
八、私人史诗的悖论
讨论赫氏古堡时，人们容易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
一种是浪漫主义的赞美——视它为美国镀金时代的极致，是一个普通男孩对童年承诺的兑现，是企业家精神与古典文化的奇妙合谋。另一种是道德主义的指控——视它为一个吃尽时代红利的资本家的虚荣纪念碑，是黄色新闻积累下的财富的赤裸展示，是私人占有欧洲文化遗产的样板。
这两种视角都对，也都不全。
赫斯特真正的故事不是关于建筑的，不是关于收藏的，甚至不是关于"美国梦"的——它关于的是私人收藏与公共博物馆之间的那条界限。一座私人收藏的规模再大、藏品再贵，它本质上是为收藏者本人而存在的；它的开放与否、它向公众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它最终归于谁手，都取决于收藏者本人的意志。赫斯特直到去世前都没有亲口承诺过把城堡赠予公众；这份赠予最终发生，是因为家族信托基金已经无力承担它的运营成本。
公共博物馆则恰好相反。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某一个人的趣味建立的——它建立时就把"公共"二字写进章程，把"所有人都有权进来"写进规则。
威廉·赫斯特毕生没有想过造一座公共博物馆。他不需要——他的报纸已经在每天早晨直接进入公众的生活，而他的城堡，是他唯一可以远离公众、把全世界关在山下的地方。
这是他选择的财富的形状。
在他去世二十五年之后，加州的另一头，洛杉矶的山头上，会出现一座完全相反的山中建筑——它由另一位甚至比他更富有的人留下，但它的门一开始就是为所有人敞开的。
那座建筑叫盖蒂中心。它是下篇要讲的故事。
原文《从赫氏古堡到盖蒂中心》载于天涯博客「如果人都是天使」，2008 年 5 月 6 日。本文为重写、扩写后的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