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知识界的叙述，常以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独立评论》和《观察》为线索；关于民国情报系统的叙述，则围绕军统、中统、中共特科和地下党展开。两套叙述很少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实际上二者一直互相交织：大学校园里有国民党的党部和三青团，也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教授和报人的言论受到监视，他们本人也在政治中选边；外国学者和记者在中外之间传递的消息，有时就进入了各国政府的判断。

学生：争取与监视的对象

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战胜利后的反内战和反饥饿运动，通常被写成学生运动史。每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背后，都有具体的组织工作。中共从1920年代起就把学校当作发展党员的重要场所，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联的骨干里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运动之后，中共在平津大学生中发展的组织成为此后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

国民党方面，1928年以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前身）负责审查党员、监视可疑分子，大学里的国民党区党部是其工作的一个层面。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此后在各大学设立分团，吸收学生，也承担了掌握学生动态的任务。1938年起，教育部推行训导制度，要求各大学设立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学生的思想训导和生活管理，训导处与校内党团组织配合，监视学生的政治活动。许多教授对训导制度颇有反感，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作风温和，联大的训导处在各校之中相对宽松。

抗战后期和战后，国统区大学的学潮越来越频繁。1945年12月的昆明一二·一惨案、1946年底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都有中共地下组织在学生中组织发动；国民党方面则以军警和特务镇压，逮捕学生。到1948年，国民政府已难以控制主要大学的校园。

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里，校内的政治结构相当复杂。国民党在联大设有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许多教授在战时加入了国民党；中共在联大有地下党支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度疏散，此后恢复。云南省主席龙云与重庆中央之间存在矛盾，对昆明的言论控制相对宽松，民主同盟因此在昆明发展很快，闻一多、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教授先后加入民盟，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6年7月11日，民盟成员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附近遇刺身亡。事后查明，凶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人员，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因此被撤职。暗杀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许多原本不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因此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

报馆与舆论

国民党对新闻业的控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方式。1930年代，国民党以《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为官方喉舌，对民营报纸实行新闻检查；抗战期间，新闻检查制度更加严密，报纸的稿件要送检，被删处常以「开天窗」的形式留下空白。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使许多报馆陷入经营困境，民营报刊的独立倾向增强，上海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在1946年到1948年间批评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很大，1948年底被国民政府查封。

中共在国统区有合法的新闻机构。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直到1947年初被国民政府查封；1941年，中共在香港创办《华商报》。这些报馆既是公开的宣传机构，也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据点，受到中统和军统的长期监视。

报人本身也处在政治之中。1935年到1936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西北采访，写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中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是许多国统区读者最早读到的关于红军的公开报道之一。范长江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外国学者与记者

1930—194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是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消息来源，其中一些人同时为本国政府工作。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32年来到北平，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结下深交。1942年到1943年，他以美国政府部门代表的身份在重庆工作，这项搜集中国出版物的工作隶属于战略情报局（OSS）；1945年他再度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在华的工作。

记者方面，斯诺（Edgar Snow）1936年进入陕北访问毛泽东，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使西方读者第一次系统了解中共和红军。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长期在中国活动，与中共关系密切，她与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系统的关系，学界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有较多讨论。

1949年以后，与外国学者、记者和机构有过往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因此受到审查。

两个民国故事的交集

把知识界和隐蔽战线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并不处在政治之外。学生和教授是国共双方争取和监视的对象，也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报馆和出版业是各方的舆论阵地，也是情报活动的场所。1946年以后，昆明的暗杀、各地的学潮、报刊的查封，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失望，这一变化在1949年前后许多人的去留选择中表现出来。

延伸阅读

  • 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译本）
  •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 高华《革命年代》